材料一   太平天国以前，清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达到了53.4万。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的统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05年晚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出台了一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

这一善后政策被付诸实施后，导致自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因为优先录用的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材料二   废除科举之后，作为清廷统治基础之一的士绅群体并未消失，他们中的有力量者集中转移到了各省咨议局当中。咨议局对应的是议会，是民权。惟有民权在制度上得到扩张，咨议局议员们的新时代身份才会具备价值。所以，自1908年开始，在各省咨议局的策划下，这些已完成身份转型的士绅，连续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然而，清廷却不愿将民权落实到咨议局，朝廷谕旨对咨议局的定性很明确，是“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咨议局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监督权，只有发牢骚之权。矛盾便由此而生：只有在民权体制下，这些由举人、贡生和秀才转型为议员的士绅们，才能为自己的新身份找到对应的权利，以维系对应的社会地位。但清廷却坚持要以《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来巩固并扩张君权，坚持停留在皇权时代。清廷的制度转型与士绅的身份转型背道而驰，士绅们在辛亥年抛弃清廷，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摘编自陈丽君、杨宇《近代乡绅基层整合功能的转换及其制度逻辑—基于绅权制衡机制演变的考察》

材料   最早向西方介绍科举制度的是16世纪回国的葡萄牙的传教士。18世纪启蒙思想家敏锐地发现科举制度的思想价值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并由此对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作出高度的评价。科举制度在欧洲最早对国家政治产生持久影响的地方是英国，1853年英国格兰维尔伯爵在上议院指出，中国清朝就是由于采取了科举制度把最有才华的文人学士吸收到政府中来，所以少数民族满族能够统治庞大的帝国二百年，不久英国正式建立文官制度。1883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彭德莱顿所提出的改革法案，该法案被视为以公开、公平的竞争性考试和考绩制为核心的美国现代文官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担任同文馆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认为科举考试，“西国莫不慕之，近代渐设考试以取人才，而为学优则仕之举。今英、法、美均已见端，将来必至推广"。

——摘编自施忠连《科举考试与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一   1926年，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计划开展以村为单位的乡村建设实验，沿着村一镇一县逐层推开。姜阳初“希望通过定县实验找到建设中国农村并使农村现代化的最好方法和技术”，并通过对定县农村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认识到教育是“乡村建设”和救国救民的基础，实现“民族再造”最有效的方法是发挥农村劳动力(优势)。据此，晏阳初拟定了从1930年开始的“十年计划”:第一阶段，以文字教育和以县为单位的整体教育试验为主;第二阶段，以农业的改进和经济建设为主;第三阶段，以民众教育和地方自治为主，试验推进至政治和思想领域。最终把“愚、穷、弱、私”的农民改造成为具有现代科学知识与民主精神的“‘新民”，使他们能够具备四力(知识力、生产力、团结力、强健力)，在乡间实现“民治”的基础之上的整个民族的再造。

——摘编自郝宏桂《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杭日根据地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乡村议行合一(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行政体系，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根据地实行“双减双交”(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民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对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杭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张宏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

材料一   自汉武帝开创考试选拔文官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形成后，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代所选拔出的文官往往从开始读书识字到揭榜入仕，都一直要接受杜奸防贪、清正廉明的教育。 同时，作为科考内容的儒家经典对“四维八德”十分强调。 这就使通过考试选拔出的官员坚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以为国家效力，为国家尽忠，重视民间疾苦作为为官的基本信条。 作为治国的官员，清廉和品德就成为他们所要奉行的教义。

——摘编自赵瑞军《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及其对当今的启示》

材料二   1870年英国政府以枢密令正式确立“凡未经考试并持有合格证书的一律不得从事任何事务官职”这一文官考试制度，并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 英国在文官考试录用过程中，把公开竞争放在首位，把考试程序与录用条件向社会公开，严格按成绩排列名次，择优录用，只有知识和能力的优劣，而无权力、地位、资历及人际关系的因素。 此外，人才主义也是英国文官考试的一大原则，过去一贯重视“通才”，1968年改革后增加了“专才”的比例。 英国文官的考试录用制适用范围不是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只限于文官，即政府行政部门内所有不与内阁共进退，经过公开竞争考试录用，无过失可长期任职的文职人员。

——摘编自姚琦《略论西方主要国家文官考试制度》

材料一   唐宋时期是中国婚姻发展史上重要的转型期。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唐宋统治者强调礼法的作用，以律令形式规定了婚姻缔结和解除的原则。同时期婚姻习俗与婚姻观念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唐初的士庶不婚发展到宋代的“不限阀阅，嫁娶论财。地方官蔡襄曾说：“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嫁妆）之多，汉唐时期，对妇女贞节的要求相对比较宽松，妇女婚嫁也有一定自由。不仅有和亲政策下的异族通婚，而且妇女再嫁也不为社会所鄙视。到南宋时，由于政府的大力推行和倡导，对妇女片面贞节的要求开始趋严。唐宋将“父母之命，媒始之言，这一准则引入法律，使父母干预子女婚姻有了法律依据，但宋代法律对女子离婚和再嫁进一步放宽限制。这些变化不仅说明了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而且对后世婚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安秀玲《浅析唐宋婚姻及其演变》

材料二   1950年《婚姻法》在全国的贯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5月《婚姻法》颁布前后，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把《婚姻法》正确执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作为当时的首要任务，各地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展开宣传。第二阶段：1951年9月，中央政府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婚姻法》，并派遣工作组分赴各地进行检查。这一时期是《婚姻法》深入宣传或重点试验阶段，重点惩罚破坏、阻碍《婚姻法》干部的情况：对没有认真执行的地区予以批评，或责令没有认真执行的地区或干部作检讨，对认真执行的地区予以表扬等。第三阶段：从1953年1月起，中央、各大行政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市纷纷成立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负责研究情况、交流经验、编写宣传材料和接待人民群众等工作，通过让群众现场参加婚姻案件的审理来宣传《婚姻法》，以调动女性的自主意识。

——摘编自刘维芳《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贯彻实施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终结。此后，法国国内掀起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但是当时法国内阁仍屈从美国意志，不敢单独承认中国。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法国方面不断有人呼吁承认中国，但中法建交的路途上横亘着两个主要障碍：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另一个是台湾问题。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力图阻止中国和法国通过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这使得中法在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印度支那事务的干涉越来越深，再次与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矛盾。1963年，毛泽东多次强调争取“间接同盟军”的重要性并重新解释他的中间地带思想。此时中国政府重视戴高乐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最后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中法建交联合公报》。

——摘编自翟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伴随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对外交策略的制定，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三条外交脉络——生存、富强、和谐。中国外交70多年来，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迅速扩大，国际交往日益密切，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国际战略也随之丰富和发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是中国国际战略确立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方针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首要任务。在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外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了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就必须制定一个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外交政策和执行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外交策略。

——摘编自刘霏《新中国外交政策：发展、成就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