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在思考中国历史中之社会变迁时，实应以各时期士的动态作为探求的中心。在某一时期中，士在何等地位中产生和占有何等地位，士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权、操控政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依此观念来作为中国社会分期的基准，来说明中国历史中社会的任何演变，将感觉比较容易。

——据钱穆《国史新论》整理

材料二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新型士人群体逐渐形成……北宋中期士人群体觉醒，一方面，儒学复兴旗帜的高扬，为学术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共政”的理念与政治格局，成为宋代文化的中心内容……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尽管政治主张颇不相同，却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与胆魄。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新的士类在近代中国的大批出现，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新陈代谢。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新陈代谢不仅表现在新的士类在数量上的激增，更表现于时代发展对旧的士类的淘汰……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诗书墨卷中人的出路，使之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他们尖锐地抨击王朝秩序，又向社会传播各种新的观念意识……他们成为20世纪士类的主流。

——摘编自陈旭麓等《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史料一   在朝廷内部也好，地方上也好，旧社会势力仍然占着绝对优势。维新派希望依靠一个并无多少实权的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某些重要改革，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对那些无拳无勇的书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缺乏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就终究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下跨出了一步，又从这个运动的失败中再向前跨出一步。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史料二   20世纪初的晚清变革大事记

——摘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9 . 基层治理之础。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以户籍管理与基层组织构建为基础，户籍的编制与管理一般以基层组织为单位进行，既保证赋役征发，也维护社会稳定。

材料一   （唐太宗）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材料二   （北宋）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特取一百九十人，自唐以来未之有也。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三·举士》

材料三 凡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公民，都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成绩优异者得到录用。文官要在资产阶级各政党之间严格保持中立，不得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在西方国家政府中，政府部长等政务官负责制定政策，对政策的正确与否负政治责任，文官必须忠实执行政策，在政务官的领导下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和政务官的任期制不同，文官只要没有严重过错，可任职到退休。同时，文官根据工作成绩得到晋升或惩罚。

——摘自《选择性必修一》

材料四   在我们西方所有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归功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美）艾伦·坎贝尔

材料五   汉承秦制，“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计簿”，御史大夫检查计簿所载数据的真伪，丞相府则据实以行奖惩，绩优者升迁。为了防止官吏弄虚作假，汉朝颁布了《上计律》、《功令》、《考功法》，其中规定了“上财物之计簿而欺谩不实”的行为为欺谩之罪，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吏，也要免职。唐代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考课的具体法规，明确规定考核标准，即“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针对各个职位的具体工作而规定的具体要求，偏重在职才能的考察。各部门长官在对其下属进行初考后，考核结果要“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日”。

——摘编自刘守芬等《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