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纵观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到1984年，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迁移的限制由严格控制开始转向适度放松。以198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严格的户籍政策开始出现松动。二是从1985年到1999年，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暂住证时代。1985年，公安部出台《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实行暂住证制度。三是从2000年到2013年，以服务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全面铺开。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并予以农业人口的市民化政策财政支撑。四是从2014年至今，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居住证时代，改革向纵深扩展。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居住证暂行条例》，在全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了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新的突破和依托。

——摘编自李丹阳、汪勇《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

材料   宋代官方救助重点由乡村扩大到城市，呈现出向日常性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城市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带来的限制，呈现出空前的兴盛。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引发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市民贫富分化现象日益突出，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五月，宋廷采纳大臣苏舜钦的建议，仿照唐代旧制，在开封创设福田院。

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并不是分散、孤立的行为，而是普遍推行的城市救助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从相关政策的制订、制度的建立、机构的创置，到各项措施的实施及规范，乃至一些具体的救助活动，几乎都是由朝廷直接发出指令，并由各种朝廷派出机构负责和监督与执行。随着朝廷政策上的开放和鼓励，地方政府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除了各类穷民和贫民，也涉及普通市民、流动人员、灾荒饥民，乃至部分官宦士人。这些原本身份不一、高下有别的社会群体，在官方医疗救助体系中不再具有等级差别，而是同属平等的被救助者。

——摘编自陈国灿陈雪瑶《民生为重：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

材料   格拉古兄弟改革前，罗马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已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失地农民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土地，贵族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农民破产有损兵源和安定，也在筹划复兴小农的土地改革方案。格拉古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循着罗马贵族的仕途先后担任神职和军职，在人民中颇有成望。公元前133年，在罗乌平民和贵族改革派的支持和拥护下，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保民官，随即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户家长占有公有地限于500犹格，每户占地总数不得通过1000犹格，超限土地收归国家分给无地农民。提比略·格拉古的法案后遭到元老贵族极力反对，后来提比略·格拉古及其拥护者300余人被反对派杀害。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32年，提比略·格拉古之弟盖约连任两届保民官。任职之初，盖约提出法案禁止被人民罢免的高级官员和保民官再次任职，规定非经人民审理不得判处公民死刑，随即恢复提比略·格拉古土地改革法案。为了防止灾荒他实行了粮食法，由国家购进粮食，低价卖给农民。盖约还推行筑路法以改善交通并解决无业平民就业问题。还推行军事法、行省包税制。盖约改革遭到反对派极力反对，公元前122年.盖约其拥护者3000余人惨遭杀害。在古罗马处于城邦危机时期.小农分化和破产已成历史趋势的条件下，格拉古兄弟改革难以成功，但改革缓和了土地集中进程，改善了部分平民生活条件，沉重打击了元老贵族势力，改进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机能，这些都具有明显进步性。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 从清末建警开始，历届政府当局都在不断加强警政建设，持续进行的警政建设在不断完善制度的同时，也在寻求更广范围的改革。1923年，国际联盟出于侦察拐骗妇孺案件的考虑，向各国“劝用”女子警察。一批最早在思想突破禁锢或为生计所迫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的女性，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且其职业范围呈现日趋扩大的趋势。

1931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命令，首都警察厅开始先行试办女警，并令中央警官高等学校酌收女生。女警职责主要针对女性调查户籍、检查行李以及救护妇孺、维持风化，必要时配合男警进行要案侦探。举办女警被提上日程后，相关的训育及时跟进，无论是训育方式还是训育的内容，都有比较明确的指向。

——摘编自孙静《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警政改革视域下的女子警察》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公共卫生服务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用社会组织手段替代高成本、高技术的专业性投入，走专业机构防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85年，卫生服务收费放开。通过市场获取资金来拓展服务内容、范围。公共卫生服务积极性提高的同时，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随之凸显。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卫生防疫向疾病防控的转变。2003年以后，中国公共卫生改革的步伐大大加速。公共卫生的改革方向重回公益性和公平性的道路上来。财政对公共卫生投入加大，公共卫生机构通过市场化的技术服务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国家相继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传染病防治法》《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法规。

——摘编自胡兴强、任军《中国公共卫生服务发展与改革历程》等

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数量的增多，部分中心城市空间扩展受到周边城市的限制，相邻城市之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以“撤县（市）设区”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行政手段开始大行其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等城市就曾经出现过这种调整，通常的做法是将大城市周边的县或县级市改为区，纳入到大城市行政区范围内，从而为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统一规划和协调发展创造条件。撤县设区改革，在发展意义上，契合了由“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变革趋势。在实践中，“撤县设区”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工业化、城镇化基本是同步进行的。

——摘编自王禹澔等《“撤县设区”研究刍议与展望》

8 . 材料   自建安十三年（208年）以来，曹操以丞相之官号令天下，独自控制着财政收支的重大决 策权，中央没有设置财政主管机构和主管长官，重大财政事务多派他官负责执行。黄初元年 （220年）十月，魏文帝曹丕以魏代汉后,国家财政事务由作为政务管理中枢的五曹尚书及尚 书郎分管，其中，“置度支尚书寺，专学军国支计”，左民尚书以及民曹、仓曹也负有相当重要 的财政管理职责。建安年间的,大农”官职被改为“大司农”，名列九卿，以管理全国粮仓的出 纳政务为主要职责；同时少府主管帝室消费事务的职责明显加强•兼具财政与民政双重管理 职责的典农职官系统最终消亡。这种演变趋势与曹魏代汉之后财政管理体制逐渐脱离战时 财政状况是相适应的。这体现了曹魏财政制度在汉唐财政制度变迁中承上启下的历史 地位。

——摘编自陈明光《论曹魏财政管理的专职化演变》

材料一   1903年，张之洞会同张百熙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修成《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对各级各类学堂的招生对象、入学条件、开设课程，以及考试、毕业待遇等都做了详尽规定，该学制纵向分为三段，分别为初、中、高等，横向分为普通学堂、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三部分。该学制在制定中明确强调：“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练其艺能”。学制的课程设置十分强调教学的教育性，重视利用乡土资料因地制宜地进行教育，并以知识技能的传授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摘编自刘虹等《（癸卯学制）百年论》

材料二   1922年11月1日，仿效美国学制的“壬戌学制”正式诞生。这个学制体现了与世界教育趋势相一致的特点和优点：（1）调整了各段教育年限，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至五年，大致相当于人的童年、少年、青年初期及稍后阶段，符合人的身心发展变化和需求；（2）追求“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3）注重职业教育和补习教育。后因经济拮据等原因，其中选科制等内容无法实施，1949年后再次进行改革。

——摘编自周字清等《晚清民国学制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