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甲午战后，清廷进行军事改革，北方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南方有张之洞的自强军。《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裁汰绿营、防勇，精选士兵成立常备、续备等军。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总理练兵事务，各省设督练处。1904年，正式划定军制，1905年，统一全国新军编制为三十六镇；1906年，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统一指挥全国新军。1901年起，清廷在一些城市设立各种军事学堂，同时派大量留学生分赴英、法、德、日等国学习军事。由于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军队成分发生了显著变化，军队的知识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不少新思想在军队内迅速传播。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起初英国的税收是由包税人收取的。1683年，包税制被取消。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规定：“凡未经议会允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任意征税，超出议会准许的时间或方式皆为非法”。1713年后大多数税都是通过政府雇员征收的。1714年，财政部又发展为财政委员会，负责监督向国库输送收入，从而实现了财政的国有化，建立起了真正的公共财政体系的雏形。

1782年形成了经济改革法案，把原先属于国王私人的财产重新界定为公共财产。1785年，税收管理重组为两个办公室，海关和税收事务委员，前者负责关税，后者管理土地税、财产税和1799年后的所得税。

——摘编自毕竟悦《政制转型与国家税收》

材料二   随着新中国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的确立，国家逐步展开了税收制度的修正与完善工作。

在1952年讨论了中国当时的税制改革问题。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合理调整，简化合并，开辟新税，试办商品流通税在1958年之后，为了适应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和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变化，中国在农村试行了人民公社财政包干办法，进而在部分城市试行了国营企业“税利合一”上缴办法。由于违背了经济规律，这些做法很快以失败告终。在整个税制改革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了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方面改造了农业税，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状况，促进农业的发展。

——摘编自李顺求《中同税制改革的伦理反思》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长时期内，我国采用的是“以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由国家政府部门按照各地发展的社会现实需要，实行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政策。这一就业政策被实践检验是与当时国情相符合的。

198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毕业分配办法，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制度。”大学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有了双向选择的权利。这标志着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进入到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新阶段。之后，国家出台多个文件指导发展“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

——摘编自玉彬《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变迁》等

材料   下面是我国建国后户籍制度的发展变化表。

                                          —— 摘编自陈文群《建国后户籍制度的变迁状况》

5 . 材料   差遣，即派遣，在古代特指离开本来职官而从事其他岗位的工作。使职，可谓是差遣的一种，特指带有“使”之头衔的差遣。唐初中央有三省、六部、寺监等职官体系。唐太宗时，随着形势变化，出现了一些使职，负责一些临时性质的差事，以弥补原有官制不足。唐玄宗时，天下户口逃亡，免役者多伪冒。检田括户工作量浩大，户部无法承担，监察御史宇文融“奏请检察伪滥，搜括逃户。玄宗纳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由此出现的推勾使、劝农判官等都是本官是御史的使职差遣。诸使官有些长期沿置，逐渐演变成为正式机构或职官，如枢密使、宣徽使、客省使和三司使等，有些则因时因事因人而废立。

——摘编自李宜春《使职与差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迁的一个基本路径》

6 . 材料   美国1789年宪法只授权国会“征收各种税收、赋捐、关税和货物税以支付合众国的债务并提供国防和公共福利”，政府部门无权管理外贸。1816年前美国的平均税率没有超过8.5%。1816年国会通过关税法提高了棉、毛、铁等关税，1828年关税法使平均税率提高到45%。此后美国关税时降时升，至1861年及以后的关税法使进口税不断提高，直到“一战”后美国关税都维持在40%多的高关税上。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授权总统在得到外国相应的关税让步的情况下，在签订双边协定时，可以在50%的幅度以内降低关税。1934年至“二战”后，美国与29个国家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相互减让关税。1930—1939年平均关税率43.6%，1940—1949年降为24.1%，1950—1959年降为12%，1950—1969年为11.8%。

——整理自《美国关税演进史》等资料

7 . 材料隋初粮食储备为三元结构，即中央政府储备、地方政府储备和民间储备相结合。民间储备的主体是义仓，“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义仓具有自治色彩，是典型的民间储备。但开皇十五年以后，义仓渐被纳入官仓系统。隋朝仓储充盈，号称够用五六十年，但真的发生自然灾害时，竟造成了人吃人的惨剧，原因是“吏皆惧法，莫肯赈救”。按照隋朝制度，地方官开仓赈给，“须待诏敕，不可擅与”。因此可以说， 是隋朝仓库管理制度放大了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危机，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代逐渐以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作为全国粮食储备主体。安史之乱发生后，地方被“叛军”控制，粮食紧缺，中央在战争中接连失利。

鉴于上述问题，南宋创办了以民间力量主导，具有互助性质的备荒仓储——社仓。 回归三元结构，并为后代所继承。

——摘编自叶炜《隋唐时期的粮食储备政策》

材料   传统视域里民族政策只是反映政府对民族地区由上而下的管理，较少关注民族需求及上下交互式的政策演变。宋朝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发生了变化，主要缘于溪峒与政府之间物质价值认同的迁移。《宋史》记载：“蛮无他求，唯欲盐尔。”宋真宗中后期，对能够率领溪峒蛮人归投的土酋，“署其首领之名，月给食盐”，这种维系人心的措施与授其土官等羁縻政策相辅相成。从北宋前期“以盐易米”到南宋中后期的“以盐转易多物”，食盐交换成为宋朝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不仅实现了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也反映出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或推行必须先期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双向需求。

——摘编自董春林《以盐制夷：宋代西南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管窥》

9 . 材料最初的史官是巫祝者的兼职，占卜、祭祀、记事，各项职事集于一身，史官往返于神事与人事之间。史官一身多职的状况在秦汉以后慢慢发生了变化，专职的史馆史官始设于曹魏。魏晋时期著作官制确立，修史机构、组织编制、撰注制度均已形成，经过唐太宗的改革，别置史馆于禁中，宰相监修国史，置兼修国史、直馆等史职，另设起居郎、金人记事记言，集注起居，形成完善的史馆修史制度。从汉到唐，私家修史之风极盛，但是，在私家修史之风盛行的同时，国家正式的修史机构也在不断发展，撰修正史的权力逐渐地由民间转入官府，最后完全由官府所垄断。

——刘元德《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

10 . 材料   西汉初年实行约法省刑政策，汉武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化，法网渐趋繁密。汉武帝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以《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就是将《春秋》经义所体现出的封建伦理道德运用于司法审判中……将其作为判决案件的根据，如提倡父子相隐。判决案件要讲究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论心定罪，如犯罪者不是出于主观目的，就可以按“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原则不予追究。善恶的标准完全掌握在断狱官的手中，这样断狱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