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国船王”卢作孚曾经主持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里，他在实验区修筑铁路公路，治理河道河滩，兴建工厂，创办学校，规划城区，绿化环境，建立运动场、报社，开办农村银行，还创建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他甚至在实验区民众俱乐部放幻灯片时，亲自手拿话筒，为峡区百姓讲解屏幕上出现的飞机、轮船、火车等，让乡民了解世界。得益于良好的基础，抗战时期，北碚成为陪都重庆的重要迁建区，大量机构、学校进驻北碚，无数文人、政治家、军人在这里传下佳话。

——摘编自刘重来《被遗忘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作孚即向全体职工提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我们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在厂矿内迁运动中，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出川军队共计270.5万，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大批学校，文化团体，医院等也由民生公司帮助下内迁大后方。抗战时期民生公司的附属产业和投资业共有7家，重点在采煤、机械、冶炼、纺织、商贸、建筑、金融等项目，为稳定和发展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卢作孚顺应时势抓住机遇，扩大投资、开发实业，努力实现其“实业救国”的夙愿，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

——摘编自汪洋《论民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材料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

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疾新药的研究，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与青蒿素》

材料   唐群英，字希陶，湖南衡山人。她早年留学日本，很快走上革命道路，主编过《留日女学会杂志》，鼓动女界革命。回国之后，积极谋划组织武装反清起义，曾亲率女子北伐队，配合江浙联军参与攻克南京之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唐群英以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名义发表宣言书，从天赋人权的理论，说明男女在法律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她与张汉英等人联络全国女界，向中央政府请愿给还女子参政权，并要求写入《临时约法》。此后，唐群英又多次上书北京临时参议院，同样被否决。女子参政权运动失败后，唐群英等人主要转向办女报，为提倡女权不遗余力，但都遭到袁世凯政府的封禁。随后，唐群英积极推动女子普及教育，创办了衡山女子高级小学、长沙复陶女子中学、岳北女子实验学校等多所女子教育学校。

——摘编自李细珠《唐群英与近代中国女权运动》

材料   南仁东（1945—2017），“中国天眼”奠基人，2019年被授予“人民科学家”荣誉称号。1984年，南仁东回国。他先后在荷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天文机构进行客座研究，推进中国观测站进入欧洲网。他主导“中国天眼”研究历时22年，率领团队，仔细比对每个数据，对工程每个细节都不轻易放过，对材料和施工都进行精确控制，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工程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他还参加了探月工程早期科学数据下行和VLBI精密测轨方案论证。他首次召集全国高等教育天文选修课研讨会，向国家教委提交《关于加强高校天文选修课的倡议书》，自编教材《射电天文》。他还通过百家讲坛《寻找地外生命》，用科学思想影响公众与媒体对太空生命和地外文明的认识。南仁东临近退休连先进工作者之类的奖项都没有得过，即便是“天眼”这样的工程，他获奖也很少，因为他总是把别人的名字放在前面。

——摘编自韩军《南仁东，一颗耀眼的星》等

材料   张百熙（1847—1907年），湖南长沙人，历任礼部、工部、刑部、户部、吏部、邮传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等职务。湖南近代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先驱者，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学之父”。他力主变法图强，废科举办学堂，主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钦定学堂章程》，其中许多内容一直沿用至今，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奠基；作为北京大学第三任校长，彻底革除京师大学堂封建书院旧制，学习西方先进文化，首创公派留学，深化大学教材改革，实行学生分科课程设置上减少老八股，增加自然科学，广为吸纳精英，筹措资金，修建校舍，扩大规模，为京师大学堂1912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为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摘编自《“中国大学之父”张百熙诞辰170周年》

材料   丁宝桢（1820—1886年）面对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的现实，开始思索如何谋求社会变迁，力主采西方之长以补自己之短，最终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洋务思想。

丁宝桢认为，“中国旧式战舰，诚远逊轮船之捷利”，自然处于劣势。须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制造洋枪洋船，“庶几机器精良，军储充裕，目可夺外人之长技，不致见拙于相形”。针对洋务时期懂得洋务的人才稀缺问题，丁宝桢指出，“臣窃以为欲造机器……仅可师其法，窥其意，而决不可用其人”。他在重视具有西方科技知识人才的同时，仍时时不忘儒学名教士子的培养。所选人才必须德才兼备。对德的方面除三纲五常外，还包括了不以言利为耻的内容；才能的方面则要求具备察吏安民的才能，同时还应懂得机器制造，掌握枪炮使用方法，贯通中西，熟悉洋务。

——摘编自戴斌武《丁宝桢洋务思想初探》

材料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年），史学家、文学家，年轻时候，曾受教于当世大儒董仲舒和孔安国。前126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两湖、江浙、齐鲁等地游历，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以及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其父逝世后，继任太史令，“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99年，司马迁因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情，触怒汉武帝，被下狱施以官刑，出狱后忍辱继续创作完成《史记》。《史记》采用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上计轩辕（黄帝），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