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民国文官制度的初创者。他关于文官考试制度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点：一、科举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考试原则蕴含着民主精神，不能将其一概抹杀，需要加以批判继承，因此大小官员都需通过考试来取得资格。二、有些人口才出众却没什么实学，容易通过演讲煽动民众而在选举中获胜；有的人善于思考却拙于表达，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大放异彩。因此还要用西方的选举制度作为补充。三、他提出“五权宪法”的构想，“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其中考试权居于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位置。说其重要，是因为它与其他各权不分高低，平起平坐；说其特殊，是因为它从其他各权中分离出来，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摘编自陶继波、马卉《民国时期文官制度发展概述——兼论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材料二   1929年8月1日公布的《考试法》中取消女子不得参加考试的规定，将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应考资格中的“民国男子”改为“中华民国国民”。这一规定，一直延续执行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38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特种考试暂行条例》，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改革文官考试的“基本立法原则”。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的陈大齐曾对国民政府的人才标准和考试科目设置作了详细说明：抗战后，情势变迁，每次举行考试，都有迅速结束的必要，遂简化二试为一试，共同科目与特殊科目合并在一次考试内考毕，不分先后。共同科目与特殊科目的并重，论者谓为兼采英、美两国考试制度之长，亦足为考试制度上的一个优点。据亲历文官考试的汪掁国回忆：“文官考试从其考试科目之内容来看，封建科举的气息少，很大程度上有似欧美、日本的文官考试，所考的多系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与科举时代所取类皆文艺辞章之末，有所不同。这种文官考试，更多的是注重实务、注重才能。”

——摘编自房列曙《抗战时期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材料一   德川幕府于1811年成立了“荷兰书籍和解御用”译书机构，1862年更名为“洋书调所”兼具外语教育培训的职能。日本人把在经济结构，政治思想，以至于生活方式等方面向英国学习看作是一种需要甚至是潮流。即使是在明治维新运动之后，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在中国，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培养“译员”、“通事”，翻译印刷西方科技、历史、法律等方面的书籍。除同文馆以外，影响最大的翻译印刷机构还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在西学运动的过程中，逐步从重视代表西方物质文化的设施与技术，转向重视代表精神文化的思想与学术”对中国而言，19世纪末的日本成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摘编自卿崧《中日近代文献翻译活动比较》

材料二   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是我党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2009年间，中国文化外译图书总品种达9763种，出现了以“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等为代表的系统对外译介中华文化的精品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丛书已出版33个语种，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发行覆盖最广的领袖著作。

——摘编自《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回顾——以中国外文局为例》

材料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变迁，始于秦汉。从北宋中期开始，中国环境质量整体渐劣；从全国宏观方面而言，环境最先受到严重破坏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南方生态环境遭受空前的破坏，环境变化的原因主要为人口快速增长下土地资源的不当利用。为满足剧增人口的生存之需，人们不知疲倦地向自然索取，无限地垦殖耕地，毁坏植被。中国环境的变迁，除自然因素外，根本原因在于“人为”。

——摘编自陈业新《中国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及其原因初探》

材料二

——摘编自何凡能等《近300年来中国森林的变迁》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森林覆盖率仅为8．6%。1949年10月，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成立，负责全国林业经营和林政工作，积极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林业工作。1950年，在首届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与利用”的基本方针。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大跃进”运动结束后，发展科学技术，开展木材综合利用、提高木材利用效率成为工作重点。这一时期颁布了一系列法规，禁止烧山及滥伐、滥垦，开展大规模造林，“造林后林权归造林者所有”。至1966年，全国已经成长起来的新造幼林超2亿亩。

——摘编自任铃《1949～1966年我国林业建设的实践探索》

材料   中华文明进入古代平民社会之后，中国历史从社会经济层面到政治伦理层面都逐渐地陷入一种“低水平均衡”的怪圈而难以走出。……中国已无法内生性地完成突破，这就使得由西方所开创并承载、但在本质上属于全人类的现代经济与现代政治法律秩序的到来，成为中国历史继续发展、中国的轴心兑现其理想之承诺的一种内在要求。……现代秩序本身对中国的转型也会构成一系列的约束性条件。现代秩序是经济、社会、法律、政治、观念等多个子系统共生的整体，中国因此而实现的转型也必须是全方位的，而绝不是片段性的，任何片段性的转型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中国最终必将通过一个史诗般的历程，在血泪与汗水的共同熔铸下，艰难而坚定地、全方位地融入世界，这种转型使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自变量，重新定义其所融入的世界，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自我与世界秩序共同演化的进程。

——摘编自施展《枢纽》

材料一关于湖南安化黑茶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宋熙宁五年，安化因茶设县。南宋时期，当地茶商组建两支“茶商军”，武装贩茶抗税，朝廷为加强对茶业的管制，在安化龙塘设寨，派兵把守，控制安化黑茶的水陆运输。

明万历年间，围绕湖茶（安化黑茶）的禁榷和开放，朝廷展开辩论，最终经户部裁决，皇帝钦定湖茶为“官茶”，允许其边销易马。此后安化成为明代茶马互市的主要茶叶生产基地，安化黑茶逐渐占领了西北边销茶市场。明末清初，晋商与安化茶人共同开辟的以安化为起点的“万里茶路”，纵贯中国，连接欧亚。安化茶业最盛时资江沿岸茶行、茶号达300多家，呈现“茶市斯为盛，人烟两岸稠”的繁华景象。-摘编自安化黑茶博物馆资料

材料二建国初期，是安化黑茶边销茶大发展时期。安化黑茶广受边疆牧民的喜爱，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因此其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茶”。

改革开放以来，安化黑茶以其独特的保健功效、收藏与投资价值被国内外市场炒得火热。近几年，当地政府把发展黑茶产业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2018年安化茶产业综合产值180亿元、税收3.2亿元，茶产业及关联产业从业人员达35万人，年劳务收入38亿元以上，全县15万贫困人口中，依靠黑茶产业脱贫的达9.6万人。

——摘编自安化黑茶博物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