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1933 年山东省政府决定在山东进行县政建设实验，由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改革。首先，裁局设科，科长多由研究院毕业生充任。此外，县政府增设了户籍室、农村金融流通处等机构。其次，乡设乡学、村设村学以代替原来的乡（镇）公所。实质是实行“政教合一”的自治制度，即以“村学”“乡学”作为乡村的自治组织。在建立的村学中，设有小学部、成人部、妇女部。村里还为失学儿童设有共学处，因陋就简，随处施教。在乡学中，一般设有高级小学部或职业训练部等，供村学学众进一步学习。通过这些措施，到 1937 年，邹平已接近扫除文盲的边缘。另外，研究院大力兴办农业合作社，到 1936 年底，已经成立了棉花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购买、机织等多种合作社，计 307 所，社员 8 828 户，已收股金 12 422元。七七事变后，日本进攻山东，梁漱溟被迫离开，邹平乡村建设实验至此结束。

——以上摘编自《梁漱溟与邹平乡村建设》

材料三：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准“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臵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

材料一 孙中山特别重视扶贫帮困民生战略。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夫国之贫弱，必由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痔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关于扶贫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实业”：“实业乃富国之本”，“今之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孙中山指出，一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建设，通过发展交通促进货物流通交易。二要发展特色产业。孙中山提出中国是茶业的故乡，应重点发展“茶业”。

——摘编自黄和平《孙中山习近平扶贫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二 我党在建国初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农民获得土地，消除了农民贫困的制度因素。改革开放后，以农村经营制度改革为先导，实行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不仅如此，我国还坚持减贫国际交流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自光明网《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减贫篇章》

材料一   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救济工作，并且注重对症下药。早在周朝，政府经常派出使者深入民间考察民情，以便及时对百姓实施救助。汉代则采取了包括放账救灾、助贷贫民、协助生产在内十多项扶贫措施。以及限民田、屯田制和均田制，都是努力把人民和土地结合起来，帮助人民生产自救；同时对农民生产提供帮助，如兴修水利、编制农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独孤园等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教助贫户，并设立“纳业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

材料二   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美国，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应对经济危机，推行“新政”，签署了《联邦紧急救助法》，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救济机构——联邦紧急救助署，发放紧急救济金，开创了公共救济模式。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将社会救济纳入美国救济体系。该法案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者、儿童、妇女、老年退休人员与残疾人纳入公共援助体系，形成了不同类别的社会援助计划。同年，实施了面向儿童、单亲家庭或失能父母家庭儿童的“家庭援助计划”，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向儿童支付津贴。推行“以工代赈”，建立专门政府机构。

材料一   1601年，伊丽沙白女王命令将以前各项救济法令编纂补充成法典颁布，后世称为《伊丽莎白济贫法》，以行政救济和收容来缓解圈地运动引发的贫困等问题。该法总结了都铎王朝100多年来处理贫困、流浪、失业等问题的立法内容，正式确立了政府救济穷人的责任……通过教会组织设立贫民监督官和教区济贫委员会，建立贫民教养院、贫民习艺所，组织贫民和孤儿习艺所等措施开展救济。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自由放任理论认为对贫困劳工不宜帮扶过多。为迫使数贫民走上工作岗位，1834年的《新济贫法》，实行苦役制度，强迫救济对象参与劳动。……两极分化和贫困问题及其所导致的秩序和法治等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英国政府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中叶期间，终于进行了诸如议会和选举权等一系列的变革，才最终缓解了矛盾。

由于经济危机与二战的打击，英国越发走向“贫困之路”。1942年，英国颁布《贝弗里奇报告》，指出摆脱“贫困之路”方案，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并着力形成一个以凯恩新思想为指导的福利体系……先后通过了家庭补助法、国民保险法、工业妨害保险法、国民健康服务法和国民救助法等五大法案，加上此前已颁行的国民住宅法、劳动交换法、职业训练法等，构成世界上堪称楷模的社会安全制度，号称对每个国民从摇篮到坟墓均予以保障。

——摘编自《英国史上济贫法及其局限》等

材料二   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6.9%，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7.6449亿人，超过世界同期减贫人口的70%，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显然，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

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中国贫困治理的世界贡献及世界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