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朝贡体系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9世纪末，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儒家价值为基础而建构的国际关系体系。朝贡国定期向中华帝国朝廷进献贡品，中国要对其进行封赏以体现皇恩浩荡、天朝恩典。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朝贡国从中原王朝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学习到先进的中原文化，获得中原王朝的安全保护。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通过“万邦来朝”的形式来彰显自身“德化来远”，以此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正是这种持续的相互需要，才使得朝贡体系能够维系千年之久……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体系逐渐逊位，在19世纪后期最终解体。

——摘编自简佳星《浅谈朝贡体系》

材料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外交也掀开了新的篇章。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诞生的新中国，此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和外交上不承认的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另一方面，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国内外形势做出正确判断，确立了全面恢复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外交目标。

——郭永虎，张杨《社会主义外交观》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万隆会议之前，除朝鲜、蒙古和越南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与新中国建交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只有五个，而万隆会议之后到1959年短短的四年间，就有10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就国际话语权而言，万隆会议成为集中传播新中国和平外交话语的多边舞台。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外交路线，取信于亚非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

——摘编自张屹峰《万隆会议的时代意义》

材料二：1972-1988年是中日民间外交的“蜜月期”。1972年以前，就已存在日中友好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等。80年代初期，在中日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中日友好交流协会”,“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和“中日友好世纪委员会”三个固定的民间交流渠道。原有的双边贸易、文化交流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其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往也迅速扩展，内容涉及到金融、航空、海运、科技、文化、艺术、体育、教育等领域。至1987年底，日本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16.4%,友好城市不断建立。

——摘编自刘天纯《日本对外政策与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