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2~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发表十万字的《新民说》开启了以“新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历史先声。他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人民只有为自己伸张权利，才能推动国家发展，使国家强大。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国民素质的影响，设想由大官带头，普及世界各国历史以及政学、公法、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使道德教化礼仪化，使民智在“下效”过程中随之开化。认为“性别、年龄、阶级出身皆不能成为限制国民享有权利的条件”，“欲强国，必由女学”。主张广人才、兴学会，发扬个人对民族、国家责任及义务的“公德”，铸“私德”于资产阶级注重个人修养的“公德”之中，以中国传统旧道德的优秀成果充益资产阶级的新道德。鼓励国民要饱含热诚，要敢于张扬胆力。借西学之风，扬中国之气，创造出新，树立民族自信。

——摘编自陈骊《梁启超“新民”观考释》

材料   1895 年6 月，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皇帝时提出了设议郎的主张，表达了对议会制度的构想。 他从“先王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立论，回顾了中国古代帝王“同忧共患，结合民志”的措施，主张学习汉代，通过地方乡贤和官员推选并由皇帝裁定议郎人选。 当选的议郎入值武英殿，随时准备接受皇帝的质询，并得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 遇到国家内外重大政务和筹饷事宜，则由议郎集中会议，并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意见形成决议。 议郎一年一任，但民众满意的可以继续留任。

——据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议会思想》等

材料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投，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冲击——反应”理论。以下是费正清对该理论的解读：“西方是19世纪震撼全球的技术进步的发明者，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近代化”。

——《剑桥中国晓清史》

中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