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决狱》曰：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董仲舒）论曰：“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也，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垢父也。……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宋）李昉《太平御览·第六卷》
材料二 罗马法虽属奴隶制社会的产物，但由于它对反映简单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作了详尽的规定，因而也就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许多法律关系，因此它对资本主义民法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属于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其影响更加显著。
(1)概括材料一中判决案件的两种结果及依据分别是什么？这种现象反映出西汉法律实施有何特点？
(2)依据材料二，指出罗马法“对资本主义民法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原因。结合所学，从图中①②③④任选两个国家或地区说明其在法律建设上的主要成就。
材料一 明清是民同手工业的大发展时期。明中叶以来匠役制度的变化，使自由手工业者的数量扩大。清代正式度除匠籍制度，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环境更为宽松，主要手工业产品比明代有所增长，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些手工业品比较集中的产区据统计，明清江南棉花与棉纷织业市镇有52个，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陶瓷业市镇有25个，造纸业市镇有20个。这一时期，江南地区耕、织分离，纺、织分离，已经开始。
——摘编自陈锋、张建民主《中国经济史要》
材料二 明清时期，江浙布、丝手工业数量多、规模较大，产品衣被天下，导致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为在金内流通的主要大宗商品。江浙是多数大宗商品（茶叶除外贸易的中心，辐射全国。即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以江浙为中心的全国统市场在19世纪初已经形成。
——摘编自罗肇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于19世纪初——兼论明清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三 江南是明清时期中国原始工业化（指这一时期已出现了工业革命的某些有利因素）水平最高的地区。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前夕，江南的原始工业化程度绝不亚于英国，且双方都以轻工业为主。彼此不同之处在于，英国的重工业自16世纪开始便迅速发展，在工业上所占的比重也日渐增加，但这种现象没有在江南出现。其主要原因是重工业需消耗大量能源和材料，而轻工业对能源和材料的需求相对较小，对劳动力的依赖却相当高，因此劳动力充足能源和材料缺乏的江南很自然地便偏重轻工亚的发展，注重技巧而不注重机器。但重工业的发展和矿物能源的大量使用，正是工业革命的大前提。
——摘编自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我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并指出这一时期民间手工业大发展的经济因素。（2）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明清时期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因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最终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
材料一：（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蚕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武帝时，令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一人有市籍，则身及家内皆不得有田，犯令者，没入田货（货指田中所出）。农商之分，实自此始。
——据司马迁《史记》等
材料二：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唐六典》
宋代的“市”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华处也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
——吴自牧《梦良录》
材料三：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为数繁多，几乎任何东西都可能出现在市场之上。不过，从远途贩运的角度来看，除属于国家专控商品的盐和茶之外，流通量和交易额最大的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丝和丝织品。
——朱绍侯、龚留柱《中国古代史教程》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代的主要经济政策及其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宋朝商业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变化？
（3）据材料三概括指出明代商业呈现的特点。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刑即是法，法字从“水”象征法的公平。以农业立国、统一多民族的固有国情决定和制约着法律的形成、发展以及它的传统。据史书记载，西周时已有田律，农业立法和维护政权秩序的法律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凡涉及民事纠纷、经济权益，国家均视为“细故”，尽量用调解而非法律解决。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开宗明义在“名例”篇的序言中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材料二 1902年沈家本被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他力主“变法图强”，近可以收回治外法权，远可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他确定了以“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为修律指导思想，起草新式法律《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商律草案》《国籍条例》等，基本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由他制定的《破产律》完全抄自日本破产法，但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行机制产生严重抵捂而流于具文。他还亲自编译教材，创设法律学堂，造就司法人才。晚清政治改良的最终失败，使修律与司法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结果，但却推动了近代法律的转型发展。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法律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法律传统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晚清修律为例，指出近代法律转型与传统法律相比有何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法律转型发展的启示。
材料 乡诉讼是明代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年）四月，明太祖颁布钦定之《教民榜文》，榜文共四十一条，对于乡诉讼有详尽的规定。关于乡诉讼的具体内容大致如下：乡诉讼的法官是本管里甲（指里长及甲首）及老人，他们是兼任法官，乡诉讼管辖的案件是一乡之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乡诉讼采合议制，必要时得刑讯当事人。乡诉讼的法官均系里甲或老人，其所谓判决系合议制之决定，或有书面，或无书面，并不一定。其判决之依据为国法、人情与风俗习惯等规范。明代乡诉讼之判决有类于现今之乡镇调解委员之调解；乡诉讼的目的在于减少民事案件及轻微刑事案件的数量。但因里甲及老人的素质良莠不一，判决未必公正。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如果不服，得于乡诉讼判决后上诉州县衙门。明代乡诉讼之施行，曾经发生几次变化。总的来说，成化之前，尚能依敕令施行。弘治以后，渐难施行，上述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多径向州县衙门呈控。
——据《中国审判制度史》
（1）根据材料，概括明代乡诉讼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代乡诉讼的影响。
材料一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就其经济本质而言，它所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帝王私有制经济条件下君主利益绝对高于人民利益这一根本的社会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所谓“君君、臣臣”的等级名分关系，即所谓的“忠”。同时在《汉书》中，古人又提出了“爱国如家”的观点。到了明清时期，顾炎武将古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定位在以天下为己任上。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和破碎的山河，面对外来侵略势力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古代爱国主义者不惜以身家性命报效国家，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
——摘编自顾杰善《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
材料二 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梁启超的爱国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并简析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如此状况的共和制度不是一个派别所理想的制度，而是当时各主要派别能够接受的政治制度。他们面对的是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历史传统、王族血缘、派别利益，直至法律条文的措辞和获得通过的可能性等。它们即使坚持着脑海中的信条，也必须脚踏实地维护着已经拥有的政治权益。因此，在谁也无法独占鳌头独断专行的情况下，彼此妥协成为唯一的出路。……由于宪法的残缺、矛盾和可变性，使人们有了对宪法作出重新解释的余地，宪法可以随着资产阶级各集团力量的消长进行灵活的变通，可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而生存下来，无需彻底变更。中、小资产阶级又依照自己的愿望对宪法条文作了微小的修改。
——摘编自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二 根据《临时约法》宪法由国会制定的规定，1913年4月8日国会正式召开后，便按照国会组织法，由两院各选30人为宪法起草委员，负责宪法起草。天坛被选作会场，起草工作历时三月，完成全稿，称《天坛宪法草案》。从内容上看，《天坛宪草》较之《临时约法》有所改进，赋予行政首脑对于国会的解散权，但《天坛宪草》在对《临时约法》做出部分修改的同时，依然保留国会对于行政首脑任命官员的同意权，继续实施责任内阁制，与袁氏之意相许，袁乃授意各省督军及民政长官出面反对，有谓宪法草案“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深”之语。尽管宪法草案全案也经过三读，初步完成了宪章条文的草拟和审议，却一直没能公布。以后，随着袁世凯解散国会，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也随之流产。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1875年宪法制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制定失败的原因，并概括民国初年中国有何社会特征。
材料一 《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1799年拿破仑执政后便下令起草，在法典制定过程中，拿破仑多次参与一些法律条文的讨论，始终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相对理性的原则，1804年3月由立法院通过。第一部分是人法，都是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关各类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继承、遗嘱、还债、赠予、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法律条文。这部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拿破仑晚年认为，《法国民法典》“将永垂不朽”。
——摘编自Diane《拿破仑民法典》等
材料二 1954年，中国开启了民法典的编制工作。1957年编纂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等13个法律文件，与1922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有共通之处。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稿》，体现了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等立法宗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地位开始恢复，民法的制定显得更为急迫。1986年，《民法通则》出台，随后，《技术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侵权责任法》《物权法》等民事单独立法纷纷出台。2020年5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摘编自刘凯《＜民法典＞诞生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拿破仑认为《法国民法典》“将永垂不朽”的依据。（2）比较材料一、二，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编撰特点，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行的伟大历史意义。
材料一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存在消费不足等弊病。提出：政府必须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自由主义的一次革命。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走上了福利国家道路，但福利政策的长期实行导致巨额公共开支，国家不堪重担，社会成员劳动积极性下降，国家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
——《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1987年英、法、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表。
| 项目 | 英国 | 法国 | 日本 |
| 第一产业 | 2% | 2% | 3% |
| 第二产业 | 38% | 38% | 40% |
| 第三产业 | 60% | 60% | 57% |
(1)材料一中凯恩斯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什么？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何作用？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并根据材料分析福利制度产生的影响。
(3)材料三体现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4)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认识与防治的发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疫情应对的特点，分析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