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清朝自17世纪后期以降，财政长期盈余，即使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能保持盈亏的大体均衡。甲午战后，清廷开支急剧上涨，入不敷出状态愈演愈烈。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力求财政的“近代化”。考察东西洋各国的大臣回国后提出效仿东西各国，设财政部、会计检察院等，慈禧等最终弃“财政部”不用，改户部为自古已有的“度支”，对会计检察院等更是置之不理。1908年，清廷决议“采行新的预决算制度，欲整齐天下之财政”，具体的过程中，各省与度支部的主张并不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各省岁入、岁出的安排，在各省造册上报的省预算中，体现出保护地方利益、推诿抵制的倾向。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摊派赔款等，默许地方就地筹款，国家传统税收外的各种捐税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一时间民心涣散，民变四起。

——摘编自王燕《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

材料二   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8.3万亿元，财政支出则从68亿元提高到22.1万亿元。长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型财政之后，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以2018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等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12.3%、10.3%，均超过了10%。财政政策在历经长时期的紧缩被动选项之后，自1998年以来逐渐走向主动积极，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之一。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明确了地方财政地位、注入了确定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王振宇《新中国财政70年回眸与展望》

材料一   表：明代财政收入

——摘《明实录》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三   吾以力作反全经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采帛之居，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色、铸钱以还有无，绮者不息，货无匮强，二也。不赢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时序性是历史学科的基本特征，人类历史纷繁复杂，一切历史都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产生的、发展的、结束的。在具体的历史教学语境下，时序意识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时间的背景下把握历史的变迁与延续、原因与结果。

下表所示为世界近代史上的若干关键词。

——摘编自李秦苏《例谈高中历史教学中时序意识的培养策略》等整理

材料一：魏晋南北朝的选官体制是九品中正制，即在州郡设置中正、小中正，专司品评人才，并向朝廷推荐。全凭世资取官的“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做官的道路。但是，庶族地主的人数比士族要多，而且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日渐扩大，自然希望政治制度有所改变。所以，南北朝时期，随着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矛盾的不断扩大，到了隋朝，“九品中正制”基本上被废除。

——摘编自隋启良《九品中正制的兴衰》

材料二：唐代科举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字、明算等多种。学馆的生徒可以直接报考，不在学馆的自行向州、县报考，合格后再由州县送中央参加考试，应试者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最多。考试的内容，进士着重于诗赋和时务策，明经则着重于儒家经典的记诵。主持考试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前一直是吏部考工员外郎；以后归礼部掌管，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主持的。

——摘编自杜非《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材料三：制举是唐代科举中一种特殊的选才形式，唐代制举效仿汉代察举，多在新君即位、改易年号或重大事件发生之际开设，由皇帝亲自下诏选拔贤良人才，以表达乐善求贤之意，唐高宗以后制举逐渐成为科举制的科目之一。新君通过制举选贤的形式与天下对话，借此表明自己是一位招贤纳士的仁德之君，意欲广纳贤才、励精图治，令天下人臣服于其统治，从而确保统治权力的平稳过渡。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从唐太宗一直到唐文宗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三位在登基之时开设制举。

——摘编自田子爽《从皇帝即位改元看唐王朝的制举选贤》

材料一   公元10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逐渐安定下来。阿拉伯人向欧洲的扩张得到遏制，东西方的势力达到暂时的平衡。不断骚扰欧洲大陆的斯堪的那维亚人退了回去，东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也被击退了，欧洲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经济也随之开始复苏。到公元11世纪，商业与贸易再次兴盛起来。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商业最先发达起来。

市场的需要、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手工业的生产。很快，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也加入到城市生活的行列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城市一旦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兴起，便迅速扩散到整个欧洲。到13世纪中叶，在欧洲业已形成了前工业时代的城市网络。

——摘编自黄洋、付昱《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材料二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开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开埠通商城市获得优先发展，部分城市成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汉口等大城市。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材料一   汉武帝元狩二年，长城从令居修到了酒泉郡。元封元年，长城又从酒泉郡修到了玉门关，并建造了观察敌情的亭障。太初三年，又做居延塞以伸展至酒泉郡……所建亭障耸于高岗，起伏且错落。李广利调吏士数百在抡台及渠犁屯田，积蓄粮食，以供汉帝国使者之用。

——摘编自朱鸿《丝绸之路通鉴》

材料二   唐朝建立，正值突厥势力强盛。东突厥连年发兵，侵扰唐朝北部边地。一部分朝臣提出“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对此，唐太宗明确表示反对：“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贞观三年八月，唐太宗咚颉利可汗背信援助梁师都的地方割据政权为由，命李靖讨伐东突厥。贞观四年，唐军大胜突厥。

——摘编自冯雨晴《唐太宗安边政策与治理模式述论——以处理与东突厥、薛延陀政权关系为例》

材料一   

材料二   1979年撒切尔夫人率先在西方国家中摒弃凯恩斯主义进而推行以现代货币主义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人们通常称这付药方为撒切尔主义。它首先对付以滞胀经济为特征的结构性经济危机，重新倡导资本主义自由经营和私人首创精神，减少国家的过度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职能，缩小工会组织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减轻公司和私人的税收负担，削减政府过于庞大的公共开支。

——摘编自黄安年《评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