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国学教育在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贯穿于中国近代大学，其与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潮密不可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胡适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积极尝试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进行国学教育变革，分析和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汲汲谋求中国近代大学学科的建构。他别出心裁地提出“国学”新概念，热心为留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并率先垂范，通过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创编和《红楼梦》的考证来传播自己“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开启了中国近代学术研究新范式。胡适这些国学研究、国学教育思想和实践成为“再造文明”的思想武器，为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国学教育提供了新的价值引领，影响延及香港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经学教育走向。
——摘编自黄明喜，周郅壹《胡适与近代大学国学教育的变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胡适国学教育变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胡适国学教育变革的特点，并指出胡适在这一变革中体现出的学术精神。
材料一 18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增加。圈占土地，实行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变得更加有利可图。议会的态度也逐渐从此前的限制圈地转为支持圈地，并开始以立法形式通过私人提出的圈地协议，从而推动一系列圈地法案的形成。地主贵族对于土地经营及农业技术改进有着强烈的兴趣，因为这能提高土地的收益，增加他们的财富。1730年，政治家汤森德勋爵退出政坛后，回到诺福克郡全身心地投入农业改良，他把在国外见过的农业耕作技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实验。在整个18世纪，甚至到19世纪初，农业通过向工业部门提供羊毛、皮革、兽脂等原料而与工业建立起密切联系。
——摘编自刘金源《农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指出：“党中央从来都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决议（草案）》中还规定了政府在贷款、供给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劳模奖励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农民加入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农业生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历经互助组、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人民公社的发展阶段，而农业技术变革也由最初的推广新式农具、良种改造、化肥应用发展到农业机械化，这些发展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促进了农业增产丰收。
——摘编自苏泽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农业改造研究》
材料三 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发布了14个以“三农”为主题的“——号文件”，表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国家在“三农”领域的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也不断加大。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指导下，21世纪以来，国家在制定农业农村政策时均遵循“少取、多予、放活”的基本原则，逐步构建起强农，惠农政策制度框架，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等。
——摘编自邹於娟《新中国七十年农业农村发展历程及政策演变》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与18世纪的英国农业发展变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英两国农业发展变革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发展变革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三教经过争论融合，到了隋唐，佛教实现中国化，倾国奉佛，佛几成正宗，而主体儒学却奄奄一息，照此发展趋势，中国有成为佛教国家的可能。在这关键时刻，朱熹奋起排佛抑道，深研各种典籍，推倒两汉以来树立起的“五经”在国家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组成“四书”代替“五经”的权威，认为“四书”才真正能体现出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真谛，朱熹把它们联成一体，并精心注释，使之成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体系。
——摘编自高令印《朱子学在中华文化史上的价值和作用》
材料二 佛教禅宗修行方式直接简明，颇与武士的性格相合，它给武士提供了信佛即可得教的观点。宋明理学号称正宗，实际上和禅宗是一脉相通的。幕府为了组织一个军事专制的帝国，需要在相应的经济关系之上，另外建立一种统治的力量，这就是适应封建社会要求的武力和文化。当时享受特权的武士贵族代表着武力，而朱子学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制度的文化力量。德川幕府统治初期，幕府提倡朱子学，朱子学成了正统官学。至于古学派和朱子学派的论争，则是地主阶级主张的王政复古与幕府思想间的斗争。从朱熹的哲学思想出发，日本朱子学有走向“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派，如海南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也有走向“气一元”论的接近唯物主义派，如京都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和大阪朱子学派。
——摘编自李甦乎《试论宋明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朱熹为“新儒学（理学）”发展作出的贡献。(2)根据材料二，指出朱熹学说在日本传播的特点。综合材料，分析朱熹学说在日本广泛传播的原因。
材料一 龙图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经过了以下演进历程（如下表）
| 时期 | 特征 | 代表图像 |
先秦 | 春秋战国时期的龙继承了前代龙所具备的沟通天地、影响云雨河泽的身份,形成了自由、生动的艺术风格。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龙图像含义多以阴阳交合为主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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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 | 秦汉时代是龙图像盛行、普及的时代。这一时期,龙图像有着气吞山河的大度。龙或作为沟通天、人、地三界的媒介,或作为神仙及墓主灵魂的坐骑,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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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 ——— 隋唐 | 隋唐时期龙图像具有丰满富丽、强劲健壮的特点,形成了中国传统龙图像的完美形象。同时,也开始出现了限制使用龙图像的趋势,以维护帝王对龙的独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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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 宋元时期龙与帝王渐渐合为一体,大量供皇室、贵胄们使用的器物上都装饰有严峻威猛的龙形;元代艺术家对龙图像的改进与设计,迎合了当时社会上淡化龙的宗教含义、强烈追求其审美情趣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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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 明清两代是龙图像发展的成熟期,龙成为最高统治威仪的象征,代表着权力与地位,对龙的使用限制更加严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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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汪田明《中国龙的图像研究》等
材料二 清末龙图像平民化越来越明显，龙的贵贱等级意义渐失，越来越浓厚的吉祥意蕴长存，更多地体现出生活化的气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有“龙凤呈祥”“趋吉避凶”“飞黄腾达”之意。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出以斌椿为首的考察团游历欧洲，考察团的小轮上悬挂有黄龙旗，并将其作为清国的标识。1888年9月30日，清政府编写《北洋海军章程》，首次在清国正式文件中将黄龙旗称作“国旗”。此后，长方形的黄龙旗代替以前的三角龙旗，在全国、各驻外使馆和华侨中作为清朝“国旗”悬挂。这一时期，黄龙旗在民间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展，民间悬挂“国旗”的意义逐渐突破以往彰显皇家权威的政治性节日的范围。
——摘编自周游《黄龙旗与现代国家想象：晚清的“国旗”、象征与民族主义》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从先秦至宋元时期影响龙图像演进的共同因素。(2)根据材料指出龙图像在清代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将“诚”和“信”联在一起教化人，严律于己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契约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和思想基础之上、靠诚信来维系的各种人际之间约定的关系。由秦汉到魏晋，租佃券约只写明租佃双方姓名、年月、亩数，租额、租期：魏晋已后，至唐五代，券契文字愈益丰富，从固定租额的明确，交租时间和质量的保证，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违约受罚的规定，保人对契约内容的担保等，都具体写进了契文，使得租佃契约完善化。宋元以至明清，租佃契又逐渐趋于简约化，没有了交租质量的保证，也省去了违约受罚的各种规定，许多保证人的签押被一名“保人”或“中见人”所代替，或者干脆省去，使得租佃契约走向一种新的简约化模式。
——摘编自也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材料二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等内容。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北魏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实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成书于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摘编自阿风《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材料 1847年，熟习外文的林钺被聘为美国中文翻译到美国旅居一年。归国后，他将所见所闻写进了《西海纪游草》，成为“近代中国人用来测量外部世界大海的第一只贝壳”。王韬有两年多的欧洲漫游生活，又应日本友人之邀“作东瀛之游”，留下了两部纪行之书，即《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1872～1875年，詹天佑等120名幼童赴美留学。风气一开，到海外修学旅游的人渐渐增多，其中既有公费，也有自费，至五四运动时人数达4万多人。修学旅游的目的地，按照时间的先后分别是：洋务运动时期到欧美；20世纪初多赴日本；清末民初赴美达到高潮；五四运动时期多为法国。清政府于1868年向西方国家派出了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旅游团，先后游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西班牙等国。清政府第一次派政府官员出国进行科技考察旅游始于1879年。在“欧游”的20多个月中，徐建寅参观、考察了80多个工厂和其他科技单位，近200项工艺、设备、管理方法，留下了一部堪称科技考察报告的《欧游杂录》。同时，徐建寅欧洲之行的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订购铁甲”，即装甲战列舰，系当时海军的主力舰种。1887年，清政府指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被保荐的75人进行考试，取28名，皇帝朱笔圈出12人分赴东、西两洋旅游。第一名傅云龙于1887年9月出游，参观游览了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巴西、古巴等国，用图和表的方式分别记述各国国纪、职官、外交、政事、文学、兵制、考工、河渠等状况。1903年张之洞等根据慈禧太后的指示，拟定了奖励政府官员出国旅游的办法，规定“游历之宗旨，以能考察其内政、外交、海陆军备、农工商各项实业，及其章程办法为要义”。
——摘编自马晓京《近代中国出境旅游活动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近代中国出境旅游活动的因素，并概括其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出境旅游活动的影响。
材料一 《通典·食货》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滑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大业初年，隋炀帝又在通济渠西段。先后修筑了洛口仓、含嘉仓等。洛口仓其仓城周围20余里，城内三千粮窖，每窖可储存粮食八千石，可谓“积天下之粟”。它位于黄河与洛水交汇处、高出河床50来的台地上。含嘉仓几乎坐拥天下粮仓储量半壁江山的辉煌，江南税米常沿千里汴河浩荡北上，以解两都燃眉之急的窘迫。含嘉仓北望邙山，南邻洛水，东临渡河，仓城内地高土厚，地势北高南低。除仓窖外，粮仓有保护其安全的仓城，仓城有城墙，并驻有重兵把守，仓城内有专供运粮使用的漕渠、道路，还设置了专门管理粮仓的管理区。
——摘编自龚䶮《隋唐大运河通济渠西段三个粮仓遗址的保护与展示研究》
材料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
——摘编自杨家毅《大运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核心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大运河粮仓设置的特征，并说明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材料一
法国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性建筑法案》——于1840年颁布，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文物保护的专门法律。1887年，法国颁布了《纪念物保护法》，对历史及史前时期的建筑物等不动产、可移动文物（动产）、发掘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应规定，规定由教育美术部长编定纪念物；发现物由当地市长或乡长暂行保管，但要将保管措施上报给州长。1889年，法国文颁布了《纪念物保护法施行法令》，并组建了一个主要由建筑师组成的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法国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及保护工作。1906年，法国颁布了《历史文物建筑及具有艺术价位的自然景区保护法》，除建筑外，树木、瀑布、悬崖峭壁等极具艺术价值的自然景观，也被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
——摘编自顾军《法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二
近代以来，“海外洋商不惜巨资，赴我内地购买古代碑版、石刘、图画、造像之类，运至本国度藏”。“查各国民政应行保存古迹事项，范围颇广……上自皇家，下迄草野，广如通都，辟在乡壤，咸有博物馆储藏品物，以为文明之观耀。而其保存通例，几兵燹时，他国不得毁坏，毁坏者可责赔偿，著为万国公法”。1909年，民政部提出《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将文物古迹分门别类，并根据各类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调查和保护措施，或设法原地保护，或创设博物馆分类储藏。另外，为加强文物保护，清政府还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如对地方官员的文物保护工作实行职责追查制。
——摘编自李建《我国近代文物保护法制化进程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世纪法国文物保护的演进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近代中法文物保护立法的相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保存古迹推广办法》颁布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法文物保护立法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古希腊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以地小山多为其地理环境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古希腊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到公元前750年左右，希腊人口已经多到不能糊口的程度了”。希腊人需要到海外拓展生存空间。同时，在激烈的阶级分化和斗争中破产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利益集团，被迫去海外谋生。
——摘编自王文峰《古风时代希腊海外殖民运动考察》
材料二 在公元前750—前550年，希腊城邦不断向外殖民，虽然在黑暗时代（公元前1200—前900年）希腊就开始向外移民，但这一轮移民潮是希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向外移民运动。他们从希腊本土出发，不仅移往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这些传统殖民地，而且远至黑海沿岸、亚平宁半岛南端、高卢南部和北非部分地区。希腊对外贸易发展对这次殖民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殖民地有它的商站的功能。
——摘编自【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公元前8世纪中期希腊海外殖民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公元前750年至前550年希腊海外殖民的特点。
材料中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战胜疾病的宝贵经验总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疾病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医的发展史：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从魏晋到隋唐五代，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另外，唐代经济繁荣，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其中《备急千金要方》中还用专门的篇目《大医精诚》详细论述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问题。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在宋代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1)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医药学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2)根据中国古代医药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提炼中医药学中所蕴含的重要思想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