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重储，公私皆储粮。据考证，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粮食储藏的记录。周朝将粮食仓储上升到国家社稷安危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除狠抓皇粮国赋入库外，还积极拓展其他筹粮入库渠道。例如宋代，官仓粮食来源主要是皇粮国赋；各州、县的义仓，主要是从官收的春秋二税中，每石另收一斗储仓……封建王朝重视加强仓储管理，其主要做法有四：一是对粮食储备实行专管，由中央财政直接控制。二是对不同类型的仓储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如常平仓等官仓主要由各级政府机构管理，而义仓、社仓、预备仓等民间仓储，则在官府的指导下，主要由民间自行管理。三是制定较严密的管理条规和制度。例如，西汉设有专门的会计簿册，详细记录仓储谷物数量、品种、出入、经手人、核验等，上级官吏经常检查所属仓谷。四是注意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例如，在雍正元年至三年期间，雍正连续发出有关清查钱粮亏空的上谕三十余道，并派朝廷官员协助清查地方钱粮亏空。
材料二 二战后，日本经济凋零，粮食短缺问题严重，国民生计惨淡，社会矛盾丛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占领当局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开展粮食援助和粮食强征。这一系列政策在实现美国自身的经济需求与政治目的的同时，也确实对日本的农业与社会步入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之后日本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后初期的粮食政策连同日本经济复苏后美国长期实施的粮食倾销，共同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对日粮食战略的主要内容。
——摘自徐振伟《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粮食战略及其影响》
材料三 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认为，在人口、土地、水资源等压力下，中国自身将无力满足快速增长的粮食需求，必然转向国际市场进口大量粮食，从而引发世界性粮食危机。但从过去 30 年中国的实践来看，布朗的预言并未成真，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率领全国人民维护粮食安全的伟大实践成就。……从2004年起至今，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已形成定例……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粮食安全保障法》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列入2023年立法重点。
——摘自徐刚《国际粮食安全态势与中国应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粮食储备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粮食战略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布朗预言并未成真的原因。
材料一 从11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社会经历了一场多方面文化知识的复兴，这种知识活动的激增在12世纪达到了高潮。日耳曼人的入侵使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大陆几乎泯灭，但幸运的是古典文化的丰富遗产被修道院的修士抄写保存下来，许多修道院都设立图书馆来保存这些书籍。基督徒收复西班牙之后，大批知识者开始翻译和研究阿拉伯人的著作。西西里国王祖孙三代对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命令学者完成了大量翻译工作。 “12世纪的文艺复兴”正是从这些源泉中获得了生命力，成为西欧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摘编自李艳玲《西欧中世纪的大学与社会》
材料二 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朱棣应馆臣之请，为《永乐大典》题序，曰： “逸秦有燔禁之祸，而斯道中绝；汉兴，六艺之教渐传，而典籍之存可考，由汉而唐，由唐而宋，其制作沿袭，盖有足征；然三代而后，声明文物所可称述者，无非曰汉唐宋而已。洪维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混一舆图，以神圣之资，广述作之奥，兴造礼乐制度，文为博大悠远，同乎圣帝明王之道。朕嗣承鸿基，动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摘编自(明)朱棣《永乐大典》序
材料三 1990年5月， 《中华大典》的编纂被批准立项，这部新型巨大类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历代类书，因受时代或观点局限，应收而未收的典籍不少， 《中华大典》无论在资料收集方面，还是在成书的规模上，都将大大超过它们，并且尽量收入经过整理的古籍版本和考古学的新成果，以及散失在国外的珍贵典籍。 《中华大典》参照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将内容尽可能纳入现代科学分类体系之中。新中国建国以来，对古代文化典籍在版本的选择、校勘、标点等方面有很大提高，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编纂《中华大典》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摘编自宋应离等《中国当代出版史料》
(1)根据材料一指出“12世纪的文艺复兴”产生的“源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明成祖编纂《永乐大典》的理由。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中华大典》编纂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大典》编纂的意义。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以及西北边陲的军事胜利，中原与西域之间的道路终被贯通，两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频繁。汉政府“自敦煌西质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从而保护中西商贸往来。
——张松《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立法》
材料二 唐代的帝国版图较之前朝有了很大扩展，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唐政府对陆上和海上的对外贸易极为重视……唐时期的海外贸易主要来自东、南两个方向，与唐交易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新罗、南海诸岛国、印度、斯里兰卡、大食（阿拉伯）、波斯等。唐政府规定，蕃商不能轻易上岸、随便交易，每至各道，必须奏报，这些都由蕃长负责。市舶使通过蕃长对蕃商的货物逐一检查登记，即然后依据法令抽税或禁止没收违禁的货物……唐王朝允许蕃商在中国内地自由定居、营业，并且在蕃商较多的城市划出一个固定区域——蕃坊，依照其本国法律和习俗进行管理。唐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除此之外，唐律还保护蕃商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张松《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立法》
材料三 清政府在允许海外贸易的同时，又制定出许多限制出海贸易的条例。诸如对出海贸易的货物作了具体规定，粮食、兵器、木板、铁器、火药、土硝、硫磺、水酒等都被视为是违禁品；严禁将船只卖与外国人，“如将船卖给外国人，造船人与卖船人皆立斩。”……出洋人员要随时受到严格稽查，禁止民人留居国外，有违者，“解回立斩”；清政府还规定渔船不得海外行商，“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进口亦不许装载货物，违者严加治罪。”
——张松《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立法》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分析汉朝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对外贸易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分析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上海服饰变迁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近代欧洲服饰演变的趋势。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服饰文化变化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1368年明太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扫平残余势力，其中北遁后盘踞于辽东地区的北元政权实力仍不容小觑，而海路则是太祖进兵的重要手段。从海路向辽东地区运送粮饷、兵士，无疑是太祖平叛北元、经营辽东的重要运输方式。其主要路径是经由江南苏州府的太仓，沿海岸线经山东半岛过渤海，最终抵达辽东半岛，每年大约可运送六、七十万石粮食，以及大量的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为
——摘编自许冰《明代漕运制度研究》
材料二 清代湖广漕运是隶属于清廷直接控制的漕运系统中的一个支系统，有自己的分省漕运组织和管理机构。主管漕运的官员为漕
——摘编自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初海运实施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代湖广漕运的特点。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水路运输的影响。
材料一 清末国家通用语文的最初构建，是以民族国家主义理念下现代国语统一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包含全国语言统一、言文一致、国音标准化等等。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学堂皆学官音”，正式宣告了汉语官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现代“国语”地位。1904年5月，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国语教育》一文，强调“国语教育”乃是“现在各国的蒙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其要义在于“俗话教学”和“统一国语”，尤以后者最为重要。190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推出了第一套以“国语”命名的汉语教科书——《国语教科书》。其“编辑大意”对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国语教育改革理念进行了说明：吾国不止南北异音，即一省之中，各府州县方言，亦不齐一、按之国家学社会学之公例，大相刺谬。以此立国，实为危殆。本书之著，即欲以统一言语为统一国家之基。言语统一、为政治革新之先导。这套《国语教科书》经学部审定后，通行全国。随着立宪运动步伐的加快，清廷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教育的督导。1910年底，朝廷制定了《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以国家法令的方式，推动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文汉语教育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1911年8月，清廷明令以“正当雅正、合乎名学”的官话统一“国语”，“由学部设立国语传习所”，在各省会及府厅州县的学堂内设立国语专科。清末国语统一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摘编自黄兴涛、黄娟《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材料二 19世纪初，巴西里约热内卢及其他沿海殖民城市已成为葡语的传播中心，葡语开始成为殖民地通用语言。1822年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后，继续沿用葡语的官方语言命名。1889年巴西第一共和国成立，面对来自葡萄牙以外国家的移民不断增多，巴西政府仍然推行单语政策，继续对新移民实行语言同化政策。20世纪中期，巴西开始与葡语国家进行葡语语言本体改革，同时保护境内其他族群的语言权利。在葡语正字法改革之前，葡语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书写变体，即欧洲葡语（包括非洲葡语）和巴西葡语。欧洲葡语和巴西葡语在语汇、发音及语法方面存在区别。1943年，巴西和葡萄牙双方同意开展正字法改革，并将正字法进一步推广到非洲葡语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实现葡语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摘自陈道彬《巴西语言政策的衍变与探讨》
材料三 在殖民地时期，印度高等种姓和中产阶级家庭普遍接受英语教育，但同时具有较强印度民族意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印度本土语言作为学校教学语言。1947年独立后，印度联邦规定的官方语言是印地语和英语，但印度科技和工业体系很大程度上在英语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运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规定在各邦使用地方印度语言作为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但是高等教育的教学语言仍旧是英语，并没有依据政策建议逐渐采用地方印度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在形式上尊重本地语言并设立以少数族群母语为教学语言的低学费公立学校，以满足各族下层选民的政治诉求。但由于母语文教材质量与教学效果较差，导致以母语文为教学媒介的下层家庭学生难以进入大学并终生失去在相应岗位就业的机会。
——摘编自菅志翔、马戎《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国语统一运动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巴西语言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印度独立后的国家语言政策。
材料一 汉代中央巡视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皇帝为特定目的派出使者巡视地方并向皇帝汇报。汉武帝时诏曰：“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
——摘编自张国芝《汉代巡视制度研究》
材料二 明代御史巡按制度经历了一个草创、发展完善和逐步败坏的过程。洪武朝是巡按制度的草创阶段，七品御史巡按可纠劾地方任何官员，这种以卑临尊的特殊体制较好地完成了监察使命。永乐朝开始巡按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大约从弘治以后，御史巡按制度发生了变化，其基本趋势是巡按御史的权力越来越大，除独专出巡、举劾事之外，又攫取了不少行政、军事大权。明朝统治者总是不断削减地方官的权力，而派朝官去控制他们，监察官日趋行政化。巡按“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仅凭独专举劾就足以使地方官匍匐其脚下，以致巡按实际上取代了按察司。明代统治者对巡按侵权既没有相应办法防范于前，更没有得力措施制约于后，巡按御史的腐败几乎无法避免。
——摘编自王世华《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
材料三 国民政府的监察体制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体制，中央设监察院，组织机构健全，有完备的法律法规，而地方的机构只有监察使署，全国只有十几个监察使署，平均每省都不到一个，基层根本没有监察机构。监察使署人数少，权力小，仅作为监察院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一方面是在地方巡回监察，随时向监察院报告；另一方面行使弹劾纠举、建议等职权。由于地方缺乏有力的监察机制，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强大，监察使无力与之抗衡，或只能敷衍了事，或为地方势力所拉拢，内外勾结，逃避监督。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材料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党内巡视重新被提出来。1990年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中共中央以及省一级党的委员会，可以向所辖地区、部门派出巡视工作小组。1996年，中央纪委全会正式提出巡视制度，由中共中央选派部级干部开展巡视，并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纪委，及时报告党中央。2001年中共中央要求要逐步建立健全各级巡视制度，加强对巡视工作的制度规范。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在党的根本大法中明确提出巡视制度。2009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并于11月成立中央巡视组，取代之前成立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表明派出巡视组的主体不是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而是中共中央和各省区市党委，增强了巡视组的权威性，推动了巡视工作的发展。
——摘编自邢浩《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代巡视使者的具体职责。(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代御史巡按的职权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根本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国民政府监察机制。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巡视制度发展的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早在宋朝建立初期，双方在河北地区就设置了榷场，后来由于两国发生战争，这些榷场时开时闭。澶渊之盟后，榷场贸易恢复正常。宋朝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地，辽朝在涿州、振武军和朔州等地都先后开设了榷场。辽朝输到宋朝来的物品主要有羊、马等，而宋朝则将丝帛、漆器、谷物输入辽朝。然而，双方都有一些禁止输出的物品，比如双方对书籍和钱币的输出都有严格的禁令，因而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场的贸易功能。
——摘编自游彪著《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追宋》
材料二
明蒙主要互市贸易图
隆庆时的互市不同于以前的马市。马市是官市，不准军民、生儒、闲杂人员入市。互市则既有官市，也有私市，私市准许边民贸易，于是交易扩大到民间。隆庆六年冬又开月市，每月交易一二日。
——摘自王天有等著《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1)根据材料一，概括推动宋辽榷场贸易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简述宋代榷场贸易和明蒙互市贸易的共同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动承担起“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历史责任，创办了一系列学校。如有以宣传革命理论为宗旨的上海大学；有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另外，在社会教育方面，主要通过宣传倡导等方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动员，使其“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
——摘编自卢红、赵越《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教育：演进、特征与展望》
材料二 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发展阶段
| 时期 | 代表性事件 |
| 孕育萌芽期 （1942~1956年） | 1942年制定军队特别培训计划一外语计划，几乎囊括战争涉及到的语言。1947年通过《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这一概念正式提出。 |
| 探索建构时期 （1957-1991年） | 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后，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以提升国家安全在教育中的地位;1988年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标志着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体制建立。 |
| 调整发展期 （1991年至今） | '9.11”事件发生后，将非传统安全纳入美国国家安全体系。2006年调整外语计划，不再单独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的，而是制定更完善的语言安全政策，以让全世界听到美国声音。2010年启动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教育计划，对国民进行信息安全教育。 |
——摘编自谢美丽、王锋《联动与协同：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及启示》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军事安全教育成为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1955年《人民日报》发文提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大办民兵师”活动，全民备战教育空前高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网络信息、能源等领域的新型安全问题不断衍生。为此，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概念，国家安全问题随之进入到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各领域；1993年，《国家安全法》出台，规定要开展国家安全教育。2014年，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指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摘编自李志强《刍议国家安全教育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途径及根本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突出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变化及意义。
材料一 茶马古道作为我国最为古老的贸易商路，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最早源于汉代，直到唐宋时期才正式形成。茶马古道以马帮为载体，是连接我国西南地区的纽带……自唐朝的茶文化诞生以后，饮茶之风也风靡全国，茶叶渐渐从内陆向边疆地区扩散，西南地区的吐蕃也在汉族饮茶习俗的影响下迅速爱上了茶叶，并以燎原之势在整个西南大地蔓延开来。为了加强对茶叶的管理控制，唐朝政府颁布了专门的茶马贸易制度，藏族人民以马匹交换茶叶的贸易开始形成，唐蕃古道也在这一时期开通……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发展到宋朝时成为了政府加强西南边境地区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维护边境的安宁和平，宋朝和明清的统治者均以茶马贸易巩固边疆，通过开放边境互相贸易的形式，实现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羁縻”目的，利用经济文化的方式阻止了少数民族的武力侵扰。另外，汉人在与少数民族进行经济交流之时在无形中增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
——摘编自聂甘霖、陈纪昌《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材料二 “茶”的两大发音系统在亚、非、欧三大洲分布示意图
备注：在汉语中“茶”有不同的发音，北方以及广东地区“茶”字的发音形成今天世界上的cha发音系统；厦门方言发音形成今天的tea发音系统。明清时期，葡萄牙主要从澳门进口茶叶；荷兰、英国主要从厦门进口茶叶。
材料三 中华茶文化广泛吸收了儒、释、道诸家精华，强调修身养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内省修行”的一种体现……尽管中华茶文化具有平和淡然、含蓄内敛的自然属性，但是饮茶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茶文化天然具有开放共享、促进交流的社会属性……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世界展现了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以茶叙事”频频出现于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大国际多边场合。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要外交场合以“茶”为引，在俄罗斯谈“万里茶道”、在比利时发表“茶酒论”、在巴西论“百年茶之友谊”等，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推广至全世界……茶与茶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跨文化交际最好的媒介之一，世界各国人民因为茶而拥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茶味绵长、意境幽远，正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追求，海纳百川、大道致远。
——摘编自熊李力《中国茶文化与大国外交相融相通之道》
(1)根据材料一，概括茶马古道在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价值。结合所学，指出明代除茶马贸易外“实现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羁縻’目的”的其他措施。(2)“茶”两大发音系统的形成与茶叶贸易路线有密切关系。根据材料二，指出新航路开辟后分布区域增长更为迅速的“茶”发音系统。结合所学，分析中国茶文化在世界传播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解读中华茶文化“自然属性”的内涵。结合所学，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外交布局上的特点并列举“以茶叙事”的“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大国际多边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