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古希腊，每个公民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保护城邦的独立与安全。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按财产将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并规定了相应的军事义务：富裕的第一、二等级提供骑兵，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相对贫困的第四等级提供轻装步兵和在海军中服役。每个公民从20岁开始服兵役，直至60岁。公元前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及来自波斯帝国的海上威胁日益严重，雅典开始大力发展海军。第四等级的贫农和雇工，为海军的三列桨舰提供了舵手、瞭望员、桨手等，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的希波战争中，他们为击退波斯所做出的贡献远大于前三个等级。这提高了他们在城邦内的地位，城邦领导者不得不给予他们更多的政治权利。
——据周雷《古希腊军制变革与城邦政治》
材料二 西魏时期，宇文泰建立了府兵制。唐朝前期实行经过隋朝调整的府兵制。府兵由地方政府取六品以下子孙及平民无职役者点充，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府兵在地方由折冲府统领，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折冲府组织习射，并轮流到京城宿卫，战时在皇帝临时任命的将领的指挥下作战。折冲府共600余，其中约有40%设置于关中地区，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之势。府兵宿卫和出征时免除本人课役，但他们要自备武器、甲胄和衣粮等，政府并不提供。战事结束后，将归于朝，兵归于农，以起到“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绝祸乱之萌芽”的效果。
——摘编自吴宗国《说不尽的盛唐——隋唐史二十讲》
材料三 新中国兵役制发展简表(部分)
1978年 | 大量技术含量较高的国产武器装备部队，许多关键技术岗位的士兵因服役期较短而很难胜任工作，军队建设和国防需要与1955年以来实行的义务兵役制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中央军委规定：义务兵超期服役满5年后可申请改为志愿兵，服役期“为12年至20年”。 |
1998年 | 部队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专业技术兵比重大幅提高，兵役制度的现代化势在必行。第三部《兵役法》颁布，规定：“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志愿兵也可以直接从非军事部门具有专业技能的公民中招收。” |
2008年 |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相当数量大专以上毕业生不易找到稳定工作。中央军委在冬季征兵命令中明确，兵员征集对象主体调整为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雅典公民兵制的特点，并概述其在雅典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的背景，并概括其优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78年以来中国兵役制度调整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救荒大事年表（部分）
| 年代 | 大事摘要 |
| 商 汤 二十四年 | 大旱。汤祷于山林之野。 |
| 汉高祖 二年 | 关中大饥。令民就食于蜀、汉。 |
| 汉文帝 二年 | 下重农诏，九月，又下重农诏。 |
| 汉文帝 十二年 | 纳晁错之言，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
| 汉武帝 建元三年 | 平原大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 |
| 汉武帝 建元四年 | 汲黯过河南，发仓赈民。 |
| 汉武帝 元鼎六年 | 倪宽奏请凿六辅渠以灌田。 |
| 汉宣帝 五凤四年 |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请设常平仓于边郡。 |
| 汉平帝 元始二年 | 郡国大旱蝗。民捕蝗以石斗受钱。民疾疫，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
| 东汉光武 建武五年 | 以旱蝗出系囚，罪非殊死，一切弗案。 |
| 晋武帝 泰始七年 | 以雍、凉、秦三州饥，赦殊死以下。 |
| 隋文帝 开皇五年 | 度支尚书长孙平奏请立义仓。 |
| 唐太宗 贞观二年 | 山东旱，遣使赈恤，为民赎子。 |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灾荒日趋严重，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与借鉴的防灾救灾思想。郑观应认为生态破坏是灾荒频发的原因之一，他主张广植树木，以树吸水，使农作物“虽值干旱犹不至于速槁”。他还主张广泛设立金融机构办理农业保险，仿效西方保险之制，“损害分担，灾荒无忧”；设立农仓，平抑物价,农民一旦受灾,可及时提供帮助,使其免受盘剥。热衷于慈善的江南绅商经元善重视兴修水利，提出了治河代赈的主张，希望从根本上消除灾源。他还主张救急不如救贫：“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术教人，功德无限量……此举不但恤贫，且以保富；不仅可变通赈济，亦可变通一切善堂。”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交通不发达是阻滞和影响救灾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主张将铁路建设与救灾事宜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一些防灾救灾的具体主张，内容包括大力发展实业，尽量增辟富源，以防灾救荒；寻河治水，利航而祛灾；发展农业与植树造林等。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灾荒救助的特点，并分析古代灾荒救助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救灾思想出现的新变化，并分析出现这种新变化的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思考，古代及晚清时期的灾荒救助对当今国家治理有何启示。
材料一 唐朝建立以后，陆上设置驿道，贯通全国各地，驿道沿途设置驿站，全国共设有1639个，接待过往的使者和官吏。主要的驿道有：从长安经太原，往东至幽州，往西可至回纥道；从长安经洛阳，可接渤海道、幽州、扬州；从长安经兰州，接安西入西域道；从长安经成都，可以到南诏；从长安往南经襄阳、长沙，接广州。水路交通方面，各主要河流都可通航，“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运河是重要的交通路线德宗时大运河因藩镇叛乱被阻断，东南漕运不通，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年），江南漕米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
——摘编自韩时勉《关于<唐朝国内外的主要交通路线>图》
材料二 1919年，孙中山著成《实业计划》，其中交通建设论述最为详细。他说：“苟无铁路，传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孙中山设想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组成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同时，把港口建设和铁路建设连在一起，组成以北方、东方、南方三个世界大港为主要布局的水运系统，深浚内陆河流，使水运遍布江河两岸，并使整个水运与铁路系统相配套。
——摘编自张汉静、邢润川《论孙中山交通建设的科学构想》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民航航线只有12条。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下，交通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改革开放后，交通运输步入发展快车道。截至2020年末，全国铁路运营里程14.6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3.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2/3；全国公路总里程519.8万公里，高速公路达到16.1万公里，稳居世界之首；全国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超过5千条；全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592个，位居世界首位。
——摘编自《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我国交通基建取得举世瞩目成就（2021.6.15《光明日报》）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交通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交通建设构想的主要内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
——摘编自郭敬东《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对外交流不便，民众长期生活在宗族社会，接受宗族的教化，如“绩邑士人，除应试外，足不出里。农工、妇女亦终岁家居，不知乡里外有何世界”。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教化和“忠臣顺民”思想的灌输，是晚清之前宗族能够有效控制民众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一些学生出外学习和报纸的传入，外部新的思想和观念传入到了徽州地区，徼州民众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幡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闻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
——摘编自王灿《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材料三 宗族观念有其正向功能，维持家庭和睦与家族和谐，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但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宗族观念本质上是狭隘的、封建落后的，掩盖了宗族内的尊卑等级，更掩盖了阶级的身份。宗族观念引发的宗族械斗，导致农民之间内耗而削弱农民阶级的团结。中共追求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克服底层人民这种互相伤害的狭隘性。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唤醒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宗族经济基础及组织权力的改造能直接看到成果，而存于人内心深处的宗族观念改造效果却难以衡量。
——摘编自郭为桂、钱珠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对地方宗族势力的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息讼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减强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指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宗族观念的局限性。
材料一 唐代在中央设三大司法机构——最高审判机构大理寺、最高司法行政机构刑部、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在地方，州、县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地方司法，州有司法参军事,县有司法、司户等佐吏,协助州刺史和县令处理案件。在司法审判中，有“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残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准其以银赎罪）……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等规定。在审判程序上，对传票、证据获得、证人限制、法官要求、刑讯、死刑复核、上诉等均有规定。
——据金荣洲《7-9 世纪中外司法制度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推崇“无讼”，但宋代情况却为之一变，诉讼之风大盛。在各类民事诉讼案件中，以田讼最为突出。淮南，“淮民为客户所侵，地讼难决”；成都，“人繁地狭，积多田讼”。《名公书判清明集》中，邻里之间、主客户之间、僧道之间，甚至叔侄之间、兄弟之间的土地之争俯拾皆是。以至当时有人哀叹道“长不恤幼，卑或陵尊，同气之亲，何忍为此！”自北宋初年起，政府不断修订与田产相关的法律，并多次申令土地买卖必须 订立契约，“凡人诉论田业，只凭契照为之定夺”。张载提出“收宗族，厚风俗”，真德秀则在《泉 州劝孝文》等文字中反复告诫百姓须宁息讼争，协睦族邻，改过迁善。
——据牛杰《宋代民众法律观念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田讼现象突出的原因，并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疫病时有发生，疲满具有传播迅速、传染性强、传变较快、致死率高、易造成社会恐慌等特点。疫病传播的原因，殷商卜辞中商王自为鬼巫来驱除疫病之鬼，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求杂病论》将病人的发热症候皆称为伤寒的影响，隋代医学家果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疫病传染的致病因子探索按近了细菌的发现。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明确将传染性病症称为“疫”和“病”；晋代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首次将“病气”作为传染病的病因和相互传染的特点，开后代温病学之先河。在疫病治疗上，葛洪创造性地提出用青蒿治疗疟疾，为后人战胜癌疾指明了方向。明末医学家吴又可《温疫论》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古代医家和先民为抵御疫情、保护生命、减少损伤，积极应对，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黄帝内经》就明确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来乱”，主张培团自身“正气”，以抵抗“邪气”侵入。《黄帝内经》还提出“上工救其萌芽”的思想，就是要求早发现疫情苗头，及时防治，以免疫情扩大，难以遇制。《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道：“爱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厉。’来诣。……令医丁诊之。”这说明秦朝已有严格的传染病疑似患者的报告制度，一旦发现就要及时报告并采取隔离措施。历代医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药方药剂，如葛洪用柏芝散预防疫病，孙思邀研制出雄黄丸以避疫疾等都为疫病防治发挥了显著的效用。在郑州商城遗址发现有陶制的排水管道，在城内还发现多眼水井，这既可保证城市的饮用水卫生，也解决了城市的污水处理问题。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1)依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疫病的传播特点及古人对疫病的认识。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古代对疫病的防治措施。
(3)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仲景等名医被后人尊敬的原因。
材料一 下图为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外观和内部，位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始建圣索菲亚大教堂，后遭破坏。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532年—537年重建，由物理学家伊西多尔及数学家安提莫斯设计。教堂布局属于以穹顶覆盖的巴西利卡（古罗马）式。大穹顶直径32.6米，离地54.8米，通过帆拱支撑在4个大柱墩上。穹顶底部密排着40个窗洞，光线射入时形成幻影，仿佛造就出光芒万丈的天堂。与大理石的希腊建筑及混凝土的罗马建筑不同的是，教堂的主要建筑材料为砖块。内部用镶嵌画装饰，内容为圣经故事，早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已采用小块石膏做镶嵌。拜占庭人考虑墙壁承重，以彩色玻璃作镶嵌，这繁荣了叙利亚玻璃制造业。玻璃反射光彩，在阳光照射下达到虚无缥缈的效果。1453年奥斯曼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教堂内所有壁画被全部用灰浆遮盖，基督教雕像也被搬出，大教堂改为清真寺，还在周围修建了四座尖塔。
——摘编自张军利《从圣索菲亚教堂解析拜占庭文化的根源》
材料二 下面左图为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佛像。宾阳中洞始建于公元500年，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孝文帝做功德而建。右图为洛阳龙门石窟后世开凿的卢舍那大佛像。
北魏时在山西大同开凿的云冈石窟造像比较粗犷，大衣半披肩，衣裙贴身露肌，表情较严峻。宾阳中洞释迦牟尼坐像，衣袖宽大下垂，面相略长而清秀，表情厚重，温和并作微笑状。与云冈石窟相比，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显现出典型中原文化特点。北魏之后，龙门石窟继续扩大，卢舍那大佛即是一例，公元655年大佛像龛开凿，历经20年完工。卢舍那，梵语为毗卢遮那或毗卢舍那，意为“光明遍照”。大佛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造型匀称，身体颀长丰约，丰颐秀目，仪容庄严典雅，肩背宽厚大方，胸腹富有生机。稳重的坐势和静观默想的姿态，既有男性的雄伟庄严，又不失女性之慈祥与温和。大佛的头向下俯视，可与礼佛者仰视的目光相交流，与超凡脱俗的北魏佛像相比，更具人情味。
——摘编自何养明《洛阳龙门北魏石窟艺术的特点》、马静《论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艺术》
材料三 世界遗产的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对其“保护”是处于第一位的。遗产保护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
——张芳芳刘旭玲《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研究进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特点及历史文化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宾阳中洞呈现中原文化特点的原因。概括卢舍那大佛体现出怎样的时代特征？
(3)圣索菲亚教堂、龙门石窟分别于1985年、200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就两处文化遗产的保护分别提出不同建议。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自觉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广告具有“晴雨表”和“助产士”的双重作用，广告的兴盛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表征。宋代商业广告十分发达，有口头吆喝或吟唱等形式的叫卖型广告和采用不同的器具，通过摇、打、划、吹发出各类特殊响声来代表不同行业的响器型广告；有涵盖了店家经营的对象、产品的特色等信息的招牌或者幌子型广告；有在店内通过摆放时令鲜花，显眼的地方悬挂名人字画，予以装点的装潢型广告；甚至还有利用印刷术印制的广告。
——摘编自李经威《宋代商业中的广告世界》等
材料二 下图是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左）及其印制的广告（右）
这块青铜版是用来印刷广告的，印版上方标明店铺字号“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刻有一幅“白兔捣药图”，图案两侧注明“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图案下方是广告词：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这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出现商标的广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广告的特点，并指出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提取有效信息，请你指出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的史料价值。
（3）综上，你有何认识？
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