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部门 | 南北地区状况 |
农业 | 粮食产量南方高于北方,但两税的见催额却是北方高于南方;经济作物桑、蚕、麻的生产重心仍在北方 |
手工业 | 煤铁、纺织业、陶瓷业、酿酒业、建筑业等项目,北方胜于南方,盐、造纸 |
畜牧业和渔业 | 北方畜牧业极为发达,渔业南方胜过北方 |
A.区域经济发展各具特色 | B.经济重心尚未出现南移趋势 |
C.商业发展受到政府抑制 | D.南北经济交流缺乏现实基础 |
A.周朝中央集权遭到破坏 | B.分封制的根基瓦解 |
C.政治权力出现下移趋势 | D.礼乐制度不复存在 |
A.通商口岸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 B.中国已经卷入资本主义市场 |
C.中国金融业呈现近代化的趋势 | D.国际市场决定中国金融走向 |
4 . 对图片中的经济现象解释最准确的一项是( )
A.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强 | B.西欧、日本力图摆脱美国控制 |
C.资本主义阵营出现了结构性调整 | D.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影响巨大 |
材料一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材料 杜佑(735一812年),中唐时期政治家和史学家。杜佑基于对国家治理的思考,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资政专书——《通典》。黄帝时在“画野分疆”之中诞生了“万数”的封建国家,他已经认识到了国家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历史进程到了一定阶段才出现。随着国家间逐渐产生了争端,“万国”并为一国,产生了大一统国家。杜佑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两种政体的产生都有其社会渊源,认为封建制被郡县制取代不是偶然,他本着“为人而置君”的理念,在“利万姓”的立场上肯定并选择了郡县制。这种选择既符合历史趋势,又符合大一统观念,为国家解决藩镇问题与民族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门类编排上,《通典》分“食货”“选举”等九门,首开以“食货”为首的先河,而“食货”门以“田制”为首,完全不同于此前所有纪传体史籍中的“志”部编排体现了杜佑以“富国安人”的国家理想为追求。
——摘编自阎莉蓉《试论杜佑的国家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杜佑国家观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杜佑国家观的价值。
A.社会流动趋势明显 | B.逐利享乐风气形成 |
C.人身依附关系松动 | D.门第观念逐渐淡化 |
A.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 | B.农业生产呈现区域化趋势 |
C.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 | D.休养生息的政策出现调整 |
A.有利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 B.促进了马歇尔计划提出 |
C.根源于美欧经济联系加强 | D.开启了世界多极化趋势 |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