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中央巡视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皇帝为特定目的派出使者巡视地方并向皇帝汇报。汉武帝时诏曰：“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

——摘编自张国芝《汉代巡视制度研究》

材料二   明代御史巡按制度经历了一个草创、发展完善和逐步败坏的过程。洪武朝是巡按制度的草创阶段，七品御史巡按可纠劾地方任何官员，这种以卑临尊的特殊体制较好地完成了监察使命。永乐朝开始巡按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大约从弘治以后，御史巡按制度发生了变化，其基本趋势是巡按御史的权力越来越大，除独专出巡、举劾事之外，又攫取了不少行政、军事大权。明朝统治者总是不断削减地方官的权力，而派朝官去控制他们，监察官日趋行政化。巡按“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仅凭独专举劾就足以使地方官匍匐其脚下，以致巡按实际上取代了按察司。明代统治者对巡按侵权既没有相应办法防范于前，更没有得力措施制约于后，巡按御史的腐败几乎无法避免。

——摘编自王世华《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

材料三   国民政府的监察体制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体制，中央设监察院，组织机构健全，有完备的法律法规，而地方的机构只有监察使署，全国只有十几个监察使署，平均每省都不到一个，基层根本没有监察机构。监察使署人数少，权力小，仅作为监察院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一方面是在地方巡回监察，随时向监察院报告；另一方面行使弹劾纠举、建议等职权。由于地方缺乏有力的监察机制，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强大，监察使无力与之抗衡，或只能敷衍了事，或为地方势力所拉拢，内外勾结，逃避监督。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材料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党内巡视重新被提出来。1990年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中共中央以及省一级党的委员会，可以向所辖地区、部门派出巡视工作小组。1996年，中央纪委全会正式提出巡视制度，由中共中央选派部级干部开展巡视，并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纪委，及时报告党中央。2001年中共中央要求要逐步建立健全各级巡视制度，加强对巡视工作的制度规范。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在党的根本大法中明确提出巡视制度。2009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并于11月成立中央巡视组，取代之前成立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表明派出巡视组的主体不是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而是中共中央和各省区市党委，增强了巡视组的权威性，推动了巡视工作的发展。

——摘编自邢浩《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

明清时期，在宗法社会貌似坚硬的外壳之下,潜流暗动,社会风尚的变迁,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商人地位的提升,文人士大夫遂情达欲的生活旨趣，虽然不足以立即改变总的道德秩序和社会面貌，但却持续不断地腐蚀和动摇着传统社会的基石。中国社会正在冲破传统，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礼教背景下的宗法家族生活

明清时期,宗族仍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调节机制。但是,宗法的约束效力逐步涣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日趋明显。经研究者统计，至少在清代前期,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是很高，最为普遍的家庭还是由父母和子女结合成的三角。明清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的迹象，如在一些士绅家庭中，女子读书作文早已成为一种时尚，在中下层家庭中，妇女再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商人精神与社会风尚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念，商人本身也逐步建立起了道德自尊。传统价值取向的变迁，导致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了崇商的趋势。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以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文人士大夫的清雅生活

明代中后期，在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的背景之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愈显苍白无力，社会道德价值体系面临深刻的危机。有悖于正统道学的理欲观念，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张扬个性、满足精神和物质欲望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也助长了准求声色犬马的享乐之风。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