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78年以后，中国与非洲的合作逐渐不再以政党和政权性质进行区分。中国的经济援助方式也从无偿援助变为政府优惠贴息贷款援助方式、援助项目合资合作方式等强调互利双赢等方式。中非间发展为“全天候”友谊，进而确立为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摘编自李安山《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

材料二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已成为国际对非洲投资增速最快的国家，中国在非洲投资兴业的中资企业从400多家增至3000多家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从2000年开始，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就曾承诺为中国国内外的非洲教育提供资金和支持。据统计，2012年到2016年的五年间，非洲来华的留学生总数为61594人，在各大洲来华留学生中增长最快，同比增长23.7%。中国还派出大量医疗人员赴非洲国家援助。同时，中国还有大量维和官兵参与维和行动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为非洲国家仗义执言。

——据自朱瑞君、关伟娜《数据看中非：“非”一般合作》等

材料一   下表是关于秦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统计。

——摘编自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材料二   唐宋农业的发展十分突出。学者估算唐朝的耕地面积最多是约合今亩5亿至6.5亿。政府重视水利，设有工部水部司、都水监等机构掌其事，既注意维护、利用旧有水利事业，又因地制宜新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利工程。农具方面，唐朝出现了轻巧灵便、宜于深耕和精耕的曲辕犁，以及用于灌溉高地的筒车。唐时北方开始实行麦粟复种制，两年三熟。南方则出现稻麦复种。唐朝粮食的基本亩产量约在一石左右（合今每亩51.5千克），高者二石。宋朝多在一石以上，长江流域达到二至三石，甚至有高至六七石者。直到明清原有粮食种类的生产基本没有逾越这一水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

——摘编自王伟进、陆杰华《政社互动：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