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强调，“只有共耕制才是出路，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过渡到共耕制，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后，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首次表述了他的合作社思想，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农业合作社），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逐渐深化，其合作化思想也逐渐完善起来，并对后来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曹英伟、卢婕《列宁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对中国农业改革的意义》

材料二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当局在发展农业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还是跟不上国内需求的增长。从“九五”计划（1971—1975年）期间农业的执行情况看，农业产量的增长率就已经放缓了，“十五”计划期间农业的表现更糟糕。“九五”和“十五”计划期间，谷物产量的增长都比既定指标差多了。为了弥补国内消费的短缺，苏联不得不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苏联购买的要在1972年7月1日到1973年11月1日交货的粮食已大约有3100万吨，它的硬通货价值在20亿美元以上。整个“九五”计划期间，谷物净进口为 5500万吨，“十五”期间达到1.02 亿吨。从 1973年起，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摘编自赵健《20世纪70—80年代中苏农业体制比较研究》

材料一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迄今已有7000年的栽培史。印第安人为它的驯化、人工栽培、耕作模式、育种、储藏、加工、食用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6 世纪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马铃薯，50年代他们将薯块传入西欧，70年代初开始在西欧零星种植。马铃薯传入欧洲慢慢传开后，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各国主要种植在庭院，供观赏和植物学家药学家收藏和研究。18世纪因各种原因引起的灾荒和饥蚀促使土豆在欧陆国家作为救荒作物大大普及。法国医生和药师帕门梯耶尔从18世纪6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铃薯的推广和普及，于1774年出版了《马铃薯的化学检测》一书，书中详细深入地分析检测介绍了马铃薯含的丰富营养成分和可以辅助治疗的各种疾病。到18世纪末期，马铃薯成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食物。

——摘编自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

材料二马铃薯的种植、传播以及现代马铃薯产业的发展都表明，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是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的根本动力。马铃薯的产量高低和品质好坏在种薯，而种薯的培育靠科技；马铃薯深加工程度和马铃薯产业链的延伸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铃薯产品研制水平。以美国为例，各种食品研究机构和马铃薯加工厂商，对马铃薯食品的口味和脂肪含量的最佳配比进行实验，在保证美味的同时减少脂肪含量，研制出很多顺应人们健康饮食的马铃薯食品，推动了马铃薯的深加工。

——摘编自楚雪《从"洋芋"到"土豆"的文化——马铃薯跨文化传播现象研究》

材料一   关贸总协定（临时适用的多边贸易协定）从1947年至1994年共举行了8轮多边贸易谈判。据不完全统计，前7轮谈判中达成关税减让的商品就近10万种。第8轮谈判取得更为重大的进展，不仅就逐步取消进口许可证或配额、减让关税等方面达成了一系列多边协议，而且最终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签署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关贸总协定的历史使命随即宣告结束。

——摘编自《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

材料二   电子商务通过网上“虚拟”的信息交换，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开放的市场空间，突破了传统市场必须以一定的地域存在为前提的条件，全球以信息网络为纽带连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促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市场化的形成。……国际贸易中由进出口商作为国家间商品买卖媒介的传统方式受到挑战，由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方式发生动摇，贸易中间商、代理商和专业进出口公司的地位相对减弱，引发了国际贸易中间组织结构的革命。……企业通过网络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低成本的业务沟通和商业数据交换，而且通过网络服务可以将自己的产品推广到全世界任何角落。

——摘编自《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

材料一   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年）是中世纪由盛而衰的神学政治思想家，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同中世纪天主教教义相结合，主张神法具有最高正义性。他说人天生是受神法、理性和政治权威三重秩序所支配的。人必须参加政治生活，锻炼政治道德。正义的国家会追求公共幸福，追求有德行的生活，它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遵守统治者的智慧统治，所有民众团结一起行善。阿奎那认为神法集中了神的智慧，具有最高正义性，是最善的。“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如肉体之服从灵魂”。

——摘编自曹艳华《西方国家观念的演进——一种思想史的考查》

材料二   “国家观”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民众、统治阶级对国家的认识与归属感。鸦片战争前对于国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国家观”概念。近代以来，战争敲开了紧闭已久的国门，也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国人的近代国家观念开始逐渐萌发并传播。有识之士并没有沉浸在国将不国的悲痛中，而是积极唤醒国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表达了自己的民权和主权意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官员也开始接受并运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一国际法内容。1898~1912年是清政府大厦终倾、中华民国日出东方的时期，是近代化的新型国家在废墟上建立的时期。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新生政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国家主权，意味着我国在形式上已经转变为一个近代化国家。

——摘编自秦磊《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1898~1912》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清时期，我国士人对机械钟表计时性能有所关注，这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我国古代以漏壶为核心的守时传统。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式的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放弃十二时辰制中的专名。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民族特色，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材料   破晓歌，属于普罗旺斯抒情诗的一部分，普罗旺斯抒情诗的起源与拉丁抒情诗关系密切。探其本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诗人奥维德那里。该诗被认为是现存唯一一首描绘破晓时分恋人即将分别、充满不舍和抱怨的古典拉丁抒情诗。

中世纪欧洲贵族骑士阶层推崇一种典雅的爱情观念：骑士崇拜一位贵夫人，并且效忠贵夫人。这些骑士提倡爱情至上、两性平等、身心快乐等，这种观念因为行吟诗人和贵族骑士的广泛传播和宣传，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俗。人们通常认为：破晓歌歌颂的是骑士与贵族妇女之间的爱情，虽然这种爱情并不具备正当性，但是，在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和封建婚姻制度背景下，这些爱情诗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破晓歌流传广泛，很多诗人后来流落到意大利，从而推动了那里的抒情诗的发展，而意大利又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发祥地，因此，破晓歌算得上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爱情作品的源起或发端。

——摘编自曾艳兵《“破晓歌”：普罗旺斯爱情歌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