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美洲作物之引种中国大多发生在明清时期，其中既有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也有花生、向日葵一类油料作物；既有番茄、辣椒、菜豆、番石榴等蔬菜瓜果，也有烟草、陆地棉等经济作物，总数接近30种。
部分美洲作物传入中国简介
作物 | 简介 |
玉米 | 16世纪中后期，玉米的种植记载开始出现在甘肃《平凉府志》和云南《大理府志》等地方志中。早期“山间民只知种秋禾、玉米”，平原地区居民仅在地头屋角、田畔园圃“偶种一二”“以娱孩稚”；至清朝中后期，玉米种植已遍及大江南北绝大多数省区，各地有关玉米的称谓多达99个 |
番薯 | 明嘉靖《云南通志》指出云南六府州均种植“红薯”；福建《闽小记》记载：“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明人苏琰《朱蓣疏》亦载：万历年间泉州出现饥荒，“他谷皆贵，惟薯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由是名曰朱薯”。18世纪末至 19世纪初，番薯逐渐传至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 |
番茄 | 1613年山西《猗氏县志》中已有番茄种植记载。番茄引种之初作为观赏植物，19世纪中后期才进入菜圃，20世纪初上海等大城市郊区开始栽培食用 |
烟草 | 烟草传入之初主要作为药用，后成为大众嗜好品，迅速发展；17世纪80年代，福建地区的烟草种植“与农夫争土而分物者已十之五”；到乾隆年间，已发展到“耕地十之六、七”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两则史料的类型及其研究价值。
(2)根据材料二，概括美洲作物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影响。
材料一
| 时代 | 劳动教育思想 |
| 春秋 | 管仲：劳教定而国富 |
| 敬姜：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渎则忘善，忘善则愚心生 | |
| 战国 | 吴虑：教人耕者，其功多 |
| 魏晋 | 陶渊明：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矣冀！儋石不健，饥寒交至 |
| 明代 | 吕坤：一年不务农桑，一年忍饥受冻 |
| 朱伯庐：黎明即起，洒扫反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 |
| 明末清初 | 张晨祥：治生以稼穑为先，舍稼穑无可为治生者 |
| 清代 | 汪辉祖：欲望子弟大成，当先令其习劳 |
——摘编自王秀杰等《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嬗变与价值创生进路》
材料二 一战期间，14万中国劳工“以工代兵”奔赴欧战。《达东评论》的一篇文章称赞说：“毫无疑问，华工赴欧援战将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将成为这次欧洲大战史上最重要的一方面。”1917~1918年间，《华工杂志》等报刊大量报道了德奥罢工风潮、法国铁路和纺织工人罢工运动、日本罢工风潮、俄国工人罢工运动以及伦敦纺织工人罢工运动等。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有200多万。1914~1919年，工人举行的全国性罢工有108次。陶希圣在谈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些运动的影响时说：“各种社会思想和政治学说在学生大众中如风起云涌，并行不悖……社会问题的主流的劳工问题亦渐从知识分子的空想转入社会的实际生活……他们与劳工为伍”。正是通过这一代人，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了中国社会思想。此后，“劳工神圣”逐渐取代“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这让人似乎感觉在“吾人最后之觉悟”意犹未尽时，突然被另一个新号角打断，然而审慎地考察就会发现，历史的潜流已在悄然涌动，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摘编自熊秋良《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认知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劳动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早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关注劳工问题的背景，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由于实验方法和实验程序越来越复杂，科学活动愈加需要正规训练，因而到19世纪末时，科学家成为全职的专业人员。进入20世纪后，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机构被合并到大学系统，他们在大学、科学和军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盟；民间和（企业）法人的研究与发展，结合成为有同样观念的知识生产机构集群，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曾经在大学内部盛行的规范和价值。到19世纪下半期，交通的便利增进了个人间的接触，科学期刊与学会会议使一切研究者随时都可以得知新的成果。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学术活动各自为政的现象已不复存在，科学再度国际化。
——摘编自韩彩英《论19世纪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及科技文明的形成》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形成以国家目标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的“大科学”与以自由探索为导向的“小科学”协调发展的国家科研体系。英、法、德等科技强国充分发挥科学传统浓厚和基础研究扎实健全的优势，不断调整、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这些科技强国积极推动科学和技术深度交叉融合，强化竞争优势。如美国圣地亚哥、波士顿以及旧金山湾区是生物技术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德国斯图加特汽车产业集群聚集了奔驰、保时捷等著名汽车制造商以及世界第一大汽车技术供应商——博世集团。
——摘编自白春礼《科技强国建设之路：中国与世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科学研究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结束后西方科学研究出现的新趋势，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在古代意大利的早期历史发展中，最初主体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伊达拉里亚人和希腊人。希腊人在南部的“大希腊”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市，如那不勒斯、塔兰托等。希腊人教会了意大利半岛居民种植葡萄和橄榄，传授了城防工程和重装步兵战术。尤其重要的是，希腊人把他们的字母系统传播到了意大利，而后罗马人将它发展成为自己的字母。当希腊人在南方广泛播撒文明种子的时候，伊达拉里亚人在意大利的中北部地区的发展盛极一时，罗马人的凯旋式、角斗士表演以及罗马贵族所穿的镶紫边的白色长袍、跟随在高级长官身后的扈从仪仗等，都源自于伊达拉里亚人。
——摘编自马克毒主编《世界文明史（第二版）》
材料二 罗马城诞生于台伯河畔，与其处于有利的商业交通要道密切相关。从罗马的地理位置来看，台伯河口盛产海盐并兴建了许多盐场，罗马距离河口近在咫尺，正好处于海运和河运的汇合处。人们用船只将盐、粮食和各种舶来品运到罗马城中，在那里很快形成了一个商品集散地。公元前6世纪罗马大兴土木，挖水道、辟广场、铺街道、建神庙、筑城墙，罗马从简陋茅屋组成的村落变成一个居民众多、经济发达的城市，完全可以与当时伊达拉里亚和希腊的城市规模相媲美。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版）》
材料三 （中世纪后期）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日益衰落，对尼德兰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城镇鞭长莫及，最终这些地方的城镇发展成为自由城市。这些城市大多都处于东西方商业交往的关键位置，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助力，人口日渐增多，经济也开始蓬勃发展。经济发展了，人们有了更多空闲时间，对艺术的要求也就多了，于是这里又成为艺术和学术的中心。城市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人民也得到了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于是这里也就产生了更加自由、更加先进的近代民主政治的萌芽。
——海斯·穆恩·韦兰《极简人类史》
(1)根据材料一、以意大利早期发展历史为例，多角度概括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的重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指出罗马城的经济地位，并分析罗马“从简陋茅屋组成的村落变成一个居民众多、经济发达的城市”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自由城市”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简述城市发展对西欧历史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的儒家世界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具有内向性的社会。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它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
材料二 共产党执政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艰巨课题，也是毛泽东艰辛探索的课题。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开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探索和创新。
——摘编自2019年11月1日《中国组织人事报》江宇《毛泽东如何探索国家治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动荡。在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新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心揣愿景，在探索契合新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促进了新中国的安定团结与恢复发展，亦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启示。
——摘编自2020年02月06日人民网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影响中国文明具有内聚性和连续性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模式，至少从两方面进行分析解读。
材料一 1949年11月，首届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拟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等文件，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和税务机构组织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随后，政府决定在全国统一开征14个税种，含工商业税(包括坐商、行商、摊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筵席、娱乐、冷食、旅店)等，初步形成了以货物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为辅，在多环节课征的复合税制。
——摘编自刘尚希等《新中国财政史》
材料二 1978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5.9%(比1952年下降了10.3个百分点)、14.2%，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在税收收入中，货物和劳务税收占 83.6%，比 1952 年上升了 34.9 个百分点；所得税收入占10.4%;财产税收入占0.2%;农业税、牧业税收入占5.5%,比1952年下降了 22.5个百分点。
材料三 据初步统计，2018年，中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85.3%、17、4%。在税收收入中,货物和劳务税占50.8%;所得税收入占 35.1%。
——材料二、三均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数据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税制的意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变化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武汉地处内陆腹地，居中得水，地理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大都会。武汉不仅在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早在19世纪中期就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领头羊。但武汉的传统社会特征同样非常突出。武汉解放伊始，就面临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任务，新生的城市政府明令禁止和严厉取缔纳妾、赌博、吸（鸦片）烟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力移风易俗，改革、消除各种毒化社会、危害市民身心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
——刘崇顺《社会转型与城市发展——写在武汉解放60周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立足自身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武汉市在重点解决城市管理职能交叉、重叠、缺位、错位等问题的基础上，强化全口径城市管理数据互通共享，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城市管理的权威和综合效能。同时，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引导，积极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政府先后制定《武汉市容环境卫生规范》《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既规范了城市管理执法权力，又促进新高考联考协作体了权力运行的精细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即提出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思路，由政府“花钱买服务”，引入市场力量、使用市场手段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武汉市引导社会各界通过“问计献策”“电视问政”、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参与城市社会管理，为优化城市治理出谋划策。
——陶维兵《武汉城市治理的历史探索与未来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武汉由传统都会向现代都市转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化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非洲自北向南，穿越了好几个气候带。其中，沙漠和森林是活动的障碍。农业的发展缓慢而零碎。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联结西非和地中海的泛撒哈拉贸易线路开始了它的转变。亚撒哈拉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用黄金、铁、奴隶、盐和象牙进行交易，所有货物在地中海的需求都增加了。冶铁知识和家畜饲养方法，沿返回的贸易路线传给了黑非洲。随着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东非出现了一系列国家，西非的马里和桑海也一度强大。但非洲的发展始终和亚欧大陆不同。无法像罗马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一样，非洲人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建筑师和工程师；但自然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无法建立伟大的帝国文明。
材料二 美洲天生具有丰富的植物物种——玉米、土豆、南瓜、豆角和树菁，但可供驯养的动物不多。欧亚大陆有牛、绵羊、山羊、猪、鸡、水牛、马、骡、驴和骆驼的野生始祖。这些动物提供了肉、奶、羊毛、皮革、牵引和运输。相比之下，美洲只有无峰驼、火鸡和几内亚猪，而且它被隔绝在物种和知识的全球交换之外，而这种交换，正是劳动生产率能得到最大发展的原因。因此，美洲人没有车轮，没有铁，也没有犁。这些制约条件，限制了北美文明的发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尼尔·福克纳《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古代非洲与美洲文明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古代文明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存在与繁荣或者建立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或者能够从外部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供应，否则便会危机四伏。因此历代帝王都把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作为立国之本，从政策和法令上予以保证，制定基本的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遇到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力就会受到极大破坏，因此，历代王朝都建立基本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措施，使广大农民得到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接济，度过危机，重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这就是义仓和常平仓的设置。
——摘编自杨海民《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管理研究》
材料二 隋代的粮食仓储有了很大发展，据《隋书·食货志》记述：“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邰、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炀帝时又在河南巩县东南原上置洛口仓，在洛阳北置加洛仓，这两个仓城共可储谷2600万石，足见隋代储积粮谷之多。从仓储形式上看，义仓的普遍兴建成为隋代仓储的一大特点。义仓的设置，对百姓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有灾时开仓较为方便，避免了官府赈给不及时的弊病。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政府保障农业生产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分析隋朝粮食仓储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