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一批脱离乡村而没有成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城镇兴起，打破了旧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城镇。从明朝初期，城镇主要发挥政治控制功能。永乐以后，沿运河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明前期，城镇居民统一编户，阶级结构相对简单。明中叶以后，城市中不事生产的消费者、寄生者大量增加，旧的社会等级受到挑战，金钱成为决定社会地位主要因素，商人成为独立而特殊的群体。十大商帮中有九个是在明中叶兴起，商人为取得政治地位，保证自身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必然途径。
——摘自商传《论明代中后期是半等级社会》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商业中心转向大西洋沿岸，一批国际商业中心城市建设兴起，并一直居于欧洲最重要城市的行列。伦敦以它为核心形成了英国国内市场网络，并在此与国际贸易体系连接，控制了英国进出口贸易的80%以上。伦敦在1500-1750年间膨胀性发展，人口从5万人增至65万人。阿姆斯特丹是西欧最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荷兰人作为“海上马车夫”，驱动着世界总吨位一半以上的航海商船。新航路开辟后，里斯本迅速成为西欧至印度洋航路贸易体系的中心，是东方产品输入欧洲的主要口岸，每年从里斯本转运至西欧各地的香料多达7000吨，1700年人口发展到近20万人。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中心和行政中心。16世纪西班牙航海探险活动多从这里出发，随着大西洋贸易兴旺以及美洲金银矿开采，塞维利亚成为西班牙贵重商品贸易的唯一港口，其财富令人艳羡。
——摘编自刘景华《欧洲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明朝中叶以后的城市变化并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欧洲新兴城市的特点并分析其兴起的主要原因。
材料 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时累年兴师，千里馈粮，居民疲乏，太宗亦颇有厌兵之意。端拱元年，诏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岂欲穷兵？至于幽蓟之民，皆吾赤子，宜许边疆互相市易。自今缘边戍兵，不得辄恣侵略。”未几复禁，违者抵死，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所在捕斩之。……景德初，复通好，请商贾即新城贸易。诏北商赍物货至境上则许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遣都官员外郎孔揆等乘传诣三榷场，与转运使刘综并所在长吏平互市物价，稍优其直予之。
——摘自《宋史》卷第一百八十六
(1)结合所学知识，判断材料中“互相市易”发生在北宋与哪个民族政权之间，并给出判断依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与上述民族政权贸易交往发生的变化；指出北宋“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的考量因素。
材料一：高庙遗址主体遗存属新石器时代，为典型的贝丘遗址。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和少量的玉器，6千余种水陆生动物遗存，以及包括白陶在内的表现宗教题材的精美陶器。以白陶为指征的文化因素从沅水山地起源，向外传播、扩散，影响到淮河以南的大半个中国，对我国史前及后世精神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出土陶器上的以獠牙兽面、凤鸟、八角星和太阳为主要母题的戳刻纹饰图案，是我国史前人类的艺术经典和思想宝库，也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艺术高峰，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元素的构成具有重要价值；高庙文化分布于河谷和平原山前地带，是长江中游史前农耕社会饭稻羹鱼的典型代表，为考察我国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证。
——摘编自俞慧友《高庙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重要遗址之一》
材料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涪江流域遂宁段和涪江流域绵阳段发现2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发现手斧、手镐、重型刮削器等数百件典型的石制品。此外，遗址也发现了数十件动物化石，初步判断有底、牛、马等大中型草食类动物。“⋯⋯桃花河遗址面积大、发现遗物多、密度高，应该属于基本营地或中心营地⋯⋯”工具多以砾石或断块为毛坯，采用锤击法加工，多见单边、单向修理，整体上属于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的范畴。
——摘编自周洪双《新发现填补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空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掘高庙遗址的史料价值，并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合理性建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区别
材料一 15世纪以来，西欧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市民阶层的支持下，西欧各国君主先后建立了统一的、专制的中央集权政府。政府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对政府功能提出新的要求：军事、行政、财务、司法等部门需要扩充，君主与议会的关系需要协调，地方贵族势力需要抑制，等等。于是一种新的政府结构逐渐形成，其中包含过去政府未曾有过的文官，他们由君主直接任命和指挥，依赖和效忠君主，直接对君主负责，协助君主进行统治。西方社会和政府变革一步步向纵深发展，文官阶层也随之发生巨变，以应对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周期性的政治震荡以及工作效率低下和人才的缺乏等问题。到19世纪中期，现代意义的文官系统在西方各国先后形成。
——摘编自林和生《文翁兴学的现代阐释——文翁兴学、科举制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二 在英美两国文官制度建立之前，英国政府对官吏的选拔，早期仍沿用封建时代承袭下来的“恩赐官职制”。政党政治出现后，新上台执政的政党都会把官职当作肥缺分发给本党党员，于是产生了“政党分赃制度”；美国建国初期，在官员选拔上实行“官员轮换制”，在政党制度出现以后，又开始盛行“政党分赃制”。这一时期英美两国政府选拔官员的做法，不仅缺少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而且缺少公平竞争机制，其结果是营私舞弊、卖官鬻爵、贪污腐败等现象盛行一时。
——摘编自石庆环、王铭《论英美两国文官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成因》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文官制度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文官制度应对“营私舞弊““卖官鬻爵”“贪污腐败”等现象的措施?
材料 1869年，明治政府宣布废除公卿和诸侯的称号，改称“华族”，武士改称“士族”，以往的庶民农、工、商现在统称“平民”。1870年，允许平民拥有姓氏，德川时代有关旅游、衣服、发式和职业的限制全部取消。1871年，批准人们有散发带刀的自由，取消武士“杀人无罪”的特权，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自由通婚；废除秽多、非人之称，其身份和职业与平民相同，法律规定不能歧视他们，政府为其更名为“部落民”；允许不做官的华族、士族有选择职业的自由。1873年，规定所有身份的人都可以具有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政府通过“削减俸禄”“奉献俸禄”“将俸禄米改为货币”“发行货币俸禄公债”等措施，废除了武士俸禄制度，取消了其经济特权。
——摘编自田雪梅《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从明治到大正》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日本近代身份制度改革得以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日本近代身份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1932年前后，《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各级劳动部暂行组织纲要》相继颁布中央劳动部以维护工人权利为主，负责监督和执行劳动法令的实施，下设社会保险局、经济评判局、劳动保护局、失业工人介绍局。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分配与社会救济实现农民的社会保障，对工农兵及其家属采取优抚和优待的社会保障政策。
——摘编自张铁妹、周明《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探索、演进与创新》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艰辛的探索，城市职工社会保险权益逐渐扩展到全体工薪劳动者，个人需承担缴费责任。2002年，国家正式提出为农民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2007年，开始试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出台，保障了特殊人群的权益。国家通过相关部门实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救助、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旨在确保国民社会救助权益的落实。
——摘编自文姚丽、刘振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历史演进综述》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前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社会保障事业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2)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是以中国近代以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积淀的。中国近代对此进行探索的历史逻辑，是从洋务运动经过维新派再到革命派，表现了探寻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新形态的起步与转折，即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及其文明的同时，把目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试图以此使得中国后来居上。五四运动以后，经过长期摸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人用自己的脚踩成的路。
摘编自陈卫平《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构想。毛泽东指出，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和基本点。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毛泽东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建设“现代文化”。这些构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意识到“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摘编自郭艳梅《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探索现代化的“起步与转折”的内涵，并分析中国现代化道路在五四运动后发生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些构想”在改革开放前的实践及其成果。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材料一 整体而言，计划经济时期的技术引进，是中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以自主研发为主体、以快速实现技术追赶并建立完整工业体系为目标的技术引进。既包括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工业项目这样系统的、全面的引进-中国从项目选择、设计、建设到设备、技术再到人才培养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也包括六七十年代所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局部的、为解决某些特定困难而进行的设备引进。然而，总体上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中国在这一时期所选择的是一条植根于独立自主的技术进步路线，不论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中国都在一些高精尖技术领域进行了艰难的研发和攻关，这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王丹莉《新中国技术引进的历史检视》
材料二 科技领先是美国的核心优势，更是美国霸权的根基。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端于美国，为了维护其科技霸权地位，美国努力限制技术的对外转让。为了跟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步伐，日本推行技术革新，促进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因而招致了美国的打压限制。从“广场协议”到结构性改革，作为弱势一方的日本作出了更多的妥协，承担了更多的成本。随着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美国开始了对华科技企业的种种打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随着我国科技强国的加快建设，美国正不断调整对华科技政策，中美科技的竞争仍在继续，智慧应对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摘编自陈淑梅《中美科技竞争的态势与前景-基于与日美科技争端的比较》
(1)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技术引进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时代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科技进步的时代价值以及我国智慧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策略。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党史三对
| 甲申对 | 1944年3月，郭沫若撰写的阐释明朝和大顺政权灭亡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毛泽东看后表示赞赏，告诫全党同志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
| 窑洞对 | 1945年7月，黄炎培来到延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 赶考对 |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
——摘编自《遍数风流还看今朝（百年大党面对面12）》
材料二 百年党史，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党，是命根子。毛泽东一生都心系党的建设这个命根子。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摘编自石仲泉《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据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8年1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窑洞对”的背景，并说明新中国成立前后对“窑洞对”的实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党史三对”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百年大党重温“党史三对”的原因及时代意义。
材料一 《史记》 以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思想作指导，描述一个从五帝、三王到秦、项(羽)、刘汉的政治统绪(即政权的连续性)轨迹，“五帝三王” 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统绪的渊源;它宣扬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视各民族为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它不但重视对黄帝、夏禹和秦朝的国家疆域沿革考察，而且对汉王朝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作出了全面反映，体现了司马迁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一种认同。
——摘编自汪高鑫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材料二 辽、西夏政权都是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但在权力的运作中，汉族士大夫扮演着重要角色。辽、西夏重用汉人，吸纳中原王朝的官制建立本朝制度。耶律德光将“大契丹国”改国号为“大辽”，“大辽”有包容广大之意。党项族的元昊称帝时，国号为“大夏”，“夏”者义训为“大”，亦有继承夏朝之意。这些国号更名也是对历史文化认同的表现，同时显示出它们是“大汉”“大唐”“大宋”的延续者。
——摘编自刘开军《再现民族间心灵沟通的历史长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史记》历史叙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西夏政权修改国号的原因及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