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元继承了唐代的制度，在主要港口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宋代的重要通商口岸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温州等处。元代的重要通商口岸又增加了上海、澉浦（今浙江省海盐县）、庆元（今浙江省宁波市）等几处。市舶的税收，在宋元两代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当时的中国海舶，从设备、运载量到航行技术，都是世界最先进的。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缅甸、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诸岛、菲律宾群岛、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埃及以及非洲东部和地中海沿岸各地，当时都跟中国有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丝绸、瓷器、漆器、金、银、铅、锡等是中国外销商品的大宗，珍珠、玳瑁、犀角、象牙、珊瑚、玛瑙、乳香、胡椒、药材等则是从国外输入的主要商品。宋元朝廷都比较重视贸易，对海外来的商人和使节，给以款待，有时还赐予官职。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二 海禁政策成为明朝一代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皇明祖训。清初畏惧海上抗清势力，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康熙五十六年禁海令规定：不准大陆商船出海前往南洋等地进行贸易；对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令地方文武官员严加防范”。还关闭和收缩对外贸易港口明朝政府用牙行制度控制对外贸易。每当外国贡舶到达港口时，牙行便前往看货，并将货物报官，待派官抽分以后，才由牙行带领内商前来贸易明朝将丝绸、铜钱、铁器、硝石、硫磺等列入禁品。《万历会典》规定：“凡将缎匹、绸、丝、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货物船只并入官。”清朝对出口货物的限制更严，粮食、铜铁、硫磺、硝石、书籍等物严禁出口，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外国使者和外商，明清两朝防备极严。明朝禁止中国官员、百姓和“夷人接触”。清朝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先后四次颁发《防范章程》，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住处所、行动自由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摘编自徐明德《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及其历史教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元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指出明清时期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比之宋元时期发生了什么改变？并概括其表现。结合所学，简析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上海港一开放，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争先恐后进行殖民贸易。1853年，英国对华贸易50%以上在上海进行，标志着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上海开埠后，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京货店、广货店，专门经营北京和广州的商品。帝国主义先后在上海投资建立了最早一批外资工业——船舶修造业、打包业、加工工业、轮船业、码头仓栈业等，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城市。轮船业的兴起，推动上海港口区域向租界地区移动。租界城区成为上海城市的代表和象征，原本的“东南都会”———老县城则成为租界的附庸。随着上海港吞吐的外贸物资的增多，外国银行的金融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外滩逐渐形成一个金融中心区，被人们称为“上海的华尔街”。
——摘编自黄婷《开埠初期的上海港与上海城市发展（1843——1914）》
材料二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累计实到外资2400多亿美元。现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87家、外资研发中心448家，是我国内地外资总部型机构最多的城市。“走出去”网络遍及全球178 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上海对外经贸合作的新机遇和新空间。
——摘编自国新网（2019年7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开埠对近代上海发展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促进因素。
材料一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以土地制度为基础，随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西汉实行编户制度，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依据，农民从此向封建国家承担田租、算赋和口赋、徭役、兵役，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隋朝及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则是封建社会前期税收制度的集成和创新。唐中期以后采用了“两税法”，以财产和土地为征收的准则，统一了税收制度。宋朝时期，王安石构建的“方田均税法”，反映了公平税负的思想。明中期直至清初实行“一条鞭法”，把过去的所有征收项目合并起来征收，化繁为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到清雍正年间，实行地丁合一政策。
——金玉佳《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田赋仍是清政府的主要来源，田赋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关税、盐税等工商业税在国家赋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海关受帝国主义控制，关税的增加是以牺牲关税主权为代价的。北洋政府时期，赋税制度仍然维持着“田赋、关税、盐税、厘金”的赋税结构，由于军阀割据对经济的阻碍，逐步明确划分了中央税和地方税。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整顿了关税和盐税，废除了当时的厘金，形成了中央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地方以田赋、营业税为主的赋税结构，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超过历史上的田赋，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抗战期间，中国领土的逐步沦陷使中央的各项税收锐减，国民政府实行了战时财政体制。三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南京政府加重对人民的榨取，苛捐杂税不断加剧，将中国的经济带到一个濒临崩溃的境地。
——赵永文《中国近代赋税制度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趋势。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近代赋税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材料一 形成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在魏晋之际受到了挑战。魏篡汉、晋篡魏、五胡十六国等政局的波动，考验着统治秩序方面的正统思想；宗室的骄纵豪横与汉代时相比截然相反；统治者在废汉制并改行“九品中正制”的同时确立起中央与地方势力平衡的选人思想；出现依法考核官吏的考课制思想；在制律、理狱问题上否定汉代将刑法视为卑下之事的思想；哲学上的出世思想也挑战着以入世和关注现实为特点的官吏行为正统的理念。
——摘编自余梁《由〈资治通鉴>看魏晋之际正统法律思想所受挑战》
材料二 粉壁是官府向民间颁布法律条文的一种方式。“粉壁”是泛指，其为发布榜文而设。榜文的形制因时因地而异，有的直接誊写于粉壁上，有的录写于木板，有的录于纸上，后两者只是以粉壁为载体。宋代的粉壁是继承前代而来的，分布在州县衙署门、治所城门、市曹、通衢、驿铺、津渡、邸店以至乡村村落中。其内容多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如禁越诉、禁春季杀生、禁杀耕牛、禁放火，也有关系较远的榜文，如追捕强盗、监督官员等，而且在这些条文中多有“赏”的内容，这有助于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条文的内容、知道遵守或违反这些条法的赏与罚是什么，以起到宣传和警诫的作用。这些粉壁确保了宋代法律的下达，为地方司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马泓波《宋代法律由中央到地方颁布方式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之际正统法律思想受到挑战的政治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代“粉壁”的作用。
材料一 王阳明指出，各个民族有自己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伦理风俗，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团结，政府应该重视各个民族的习俗和习惯，尊重每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礼仪，在国家层面，每个民族具有“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性。王阳阳在面对不同人群、不同民族时，还提出了“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等观点，并多次.上书朝廷，建议对民族地区采取土官和流官并列的制度。王阳明认为，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民族的成员都可以成为贤人和圣人。他说：“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
——摘编自欧阳辉纯《论王阳明的民族观》
材料二 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孕育而生的。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和对外竞争、扩张的逐步展开，迫切需要获得相应区域范围政治力量的保护，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物质的生产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精神的生产也将如影随形。在相互交往中，人们忠诚的对象由神圣的天国转为世俗的人间，并开始认识、发现生存于其中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情感更为增长。人们在随后批判封建王朝国家的斗争中，产生了民族国家即“祖国”意识，表达了对民族国家的热爱。近代民族主义作为理性的政治观念，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政治价值和观念符号。
——摘编自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
(1)根据材料一，概括王阳明民族观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王阳明民族观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欧洲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条件。
材料一 西汉初年，受国力限制，不得不采用消极防御的政策，甚或以“和亲”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的办法，以谋求沿边郡县的安定。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对仍不断进行骚扰的匈奴势力，进行有效地反击，团结西域各兄弟民族“断匈奴右臂”，乃成为汉朝的根本战略。经七十余年的努力和斗争，这项伟大计划终于获得成功，其标志就是匈奴贵族势力退出西域，汉朝西域都护府建立。
材料二 644年，龟兹平定，西域实现统一。唐朝对西域的统辖，承袭了汉朝的羁縻政策，在各方面又大大向前发展完善一步，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西域各地对唐王朝的隶属关系，建立并加强了西域各族对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殷晴《汉唐西域民族政策述论》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王朝对匈奴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变化原因。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对西域采用的民族政策的意义。
材料一 （运动）关心的是今生而不是来世，它关注的是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学。它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性，肯定现世生活。它猛烈冲击了封建神学，被认为是冲破黑暗中世纪的一道“曙光”。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欧美）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首先迈出的，英国革命是建立新政治制度的第一次尝试。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说明在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保障下，经济会飞速发展....崛起后的英国在与大清王朝的较量中，使古老的中国开始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的旋涡，同时也促成了中国人在民族认识上的亟变和探索。
——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
材料三 人类科技发展经历了从“蒸汽机”到“互联网”的三次革命。每次革命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不断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但是科技发展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课题。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
(1)材料一中的“运动”指的是哪一事件?请说出该“运动”的性质。
(2)结合材料二及所学知识，说说英国崛起的因素有哪些?
(3)说出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于第--次工业革命的显著特点。
(4)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每次革命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材料一 希腊语中，“国家”与“公民身份”、“公民团体”、“宪政”等概念存在着必然联系。“国家”与“公民”是同义语，其含义可引申为：城邦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的国土范围内是一个权力主体；权力主体的本质便是主权，主要体现为凡城邦公民都是主权所有者，即主权在民。国家、城邦、公民在雅典呈现为一体化。
——摘编自张庆服《雅典与西周国家形态的差异》
材料二 汉语“国家”是组合词，“国”被理解为家族的集合体，“家”是国内基本单位。古代的“国”，不外乎是“家”的放大，家国同构。国家体现着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的浑合，其本义为“天下一家”，“家天下”，国之本在王家。家，即家族，是宗法血缘关系的载体。在古人观念中，不论是国家动乱，还是国土缩减、只要君王之家、农之家存在，国家就会永存。国家不含主权、疆域的观念，表现为普世性。
——摘编自张庆服《雅典与西周国家形态的差异》
材料三 西周之子弟被分封于各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周族的迁徙和流动。西周自身人口有限，他们分处各方时，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还常把部分被征服者从他处迁置于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周王室和各国公室也不可能仍是单纯负责处理本族事务的氏族机关，而应是带有公共性质的国家政权。
——摘编自赵世超《西周政治关系、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并存现象剖析》
(1)材料一中“国家、城邦、公民在雅典呈现为一体化”，表明公民拥有什么样的地位？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雅典的民主政治。
(2)根据材料二，概括西周国家形态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分析西周分封制建立的意义。
材料一 就本质而言，1898年的百日维新是从外交困境开始。而外交上的没办法，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没办法中国经济没办法，又是因为中国政治没办法。所以，这样一环扣一环地推进，终于酿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动。但是要说百日维新的起点，就必须从改组后的新政府重建具有近代特征的经济体制说起。
经济建设，以及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体制环境，是戊戌维新时期的一个主要任务。但是，由于能够放手让光绪皇帝比较独立自主地主持政府事务的时间太短，在这仅仅一百天的时间里，除了留下这部专利奖励章程外，具体的经济建设都很难看出实际效果。同时，由于新政启动的时间过于短促，当新政诏书接二连三、联翩而至的时候，各级官吏实在是有点难以消化、承受。8月26日，光绪皇帝再下诏书，点名批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指责他们“积习相沿，因循玩惕”，对新政诏书“置若罔闻”。
——马勇：《中国近代通史：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
材料二 庚子事变后，首祸诸臣如载勋、毓贤、载漪、载澜、英年、启秀、徐桐等或自尽、或赐死、或监禁、或正法、或革职等等，于是曾在朝中享有强大权势的守旧力量几被芟除殆尽，“转为国家权力结构里淹淹无气的一方”。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内部的变迁导致如下结果：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大臣进一步走向权力的中心，于是方有后来颇具影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等；而且，朝中士大夫甚少再有明目张胆反对政治改革者，甚至出现“群臣争言新政”的局面。无论是出于自保，抑或真诚的认识到了变革的需要，这种政治气氛显然是新政改革的必要基础。当然，最关键的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开始认识到新政改革的迫切性，终而有1901年1月29日的改革上谕。恰如因太后西狩而曾得宠的岑春煊所言，“朝廷自经庚子之变，知内忧外患，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首以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
——《渐进与激进：清末立宪运动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分析百日维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分析清末“新政”的背景，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百日维新和清末“新政”不能推动中国实现社会转型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