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为法家先驱。拜齐国上卿(丞相)四十余年，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子》里多处出现“市”字，例如，《管子·问第》就指出，“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以和而利也，正是道也”,说明物价是不断围统一个稳定价格上下波动，市场自有其内部机制进行调节，政府不能强行干预。《管子·国著》则提出“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认为虽然市场具有自组织的功能，但政府调控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参与经济既可纠正市场失灵，又可带来财政收入，减轻人民税收负担。《管子·轻重甲》中指出，“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鼓励齐国境内和诸侯国之间的商品流通，并采取了设立市场、减轻关税、提供服务、发展外贸等四大政策；同时，他还利用黄金与刀币间的兑换比率，即现代意义上的汇率，通过本币贬值拉动出口，聚敛财富。

——摘编自宗良、饶馨怡、武岩《管仲经济思想及其对现代经济理论创新的启示》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材料   如表所示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的概况。

——摘编自邓凌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中的沿袭与变革》

材料   人们可以轻松地在一张世界地图上找到欧洲，并标注出其边界。但是要找到西方的具体方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从地理上讲，它不是一块边界分明的地区，而是一片在历史变迁中边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群岛，以及一种在政治上以类似方式建构的国家形态。长期以来，西方仅仅是指一种自然方位：日落之处；还有一层衍生意义，即尽头和往生世界。事实上，相较于“欧洲”，“西方”的概念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色彩，争议也更大。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也是这种情况。西方的拥趸——把西方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会被扣上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者、新帝国主义者，甚至是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反过来，西方的批评者，则容易被贴上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背叛者和说自己国家坏话的人之类的标签。历史表明，“西方”的概念是必要的。第一，当欧洲人越过欧洲半岛的边界并远离他们的大陆而去的时候，“欧洲”的概念已然不够，需要添加一些新的要素或者需要表述得更加准确，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第二，西方需要它的对立面，它因与其它的概念有所区别才得以存在。用莱因哈特·柯塞勒克的话说，“西方”是一个不对称的概念。说它不对称，是因为在此概念的内核中嵌入了一种对自身优越的想象。非西方的，始终被视为低劣的。因此，“西方”是一个充满傲慢的概念。第三，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西方概念，如果撇开第一点中的“外欧洲”维度，那么它在空间上的范围要比欧洲更小。西方的概念始终能在欧洲境内划出一道分界线。这道分界线的前身，就是以前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宗教上的分野。对于19世纪欧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来说，“自由西方”的对立面在欧洲大陆内部的专制，即沙俄帝国。因而在20世纪初通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这一对立面的建构重新激活，也就并不困难了。而对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而言，它的首要对手是国际法西斯主义，次要对手是1945年之后的苏联共产主义。它在当下的对手则相对比较模糊：“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关键词有时可以概括，但也不尽然。

——摘编自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何谓西方？——一个富有争议概念的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