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形象”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流行语，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眼中有不同的变化；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材料二     难道农民的儿子生来颈上带着项圈，而贵族的儿子生来在腿上带着提马刺吗？……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是平等的。……除了法律之外，不依赖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自由的人。

——《伏尔泰语录》

材料三   政治上的自由是公共自由，要保障公共自由，就应该避免把权利单独托给一个人、几个人或少数人。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为此提出一条原则，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利来约束权力，形成一种能联合各种权力的政体，其各种权利既调节配合，有互相制约，即权力要分开掌握和使用。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的原因》

材料一   内地的刺史也加受节度使官衔。……唐代……中期以后又失于外重，节度使成为雄踞一方的势力，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出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代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材料一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陆玉林曾探讨“先秦学术的主题”，其结论是“诸子学术实有共同之主题，即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陆玉林还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在客观原因，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是当务之急；二是内在主观原因，知识阶层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笔者认为，“儒道墨法”社会思想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也可以说终极关怀，那就是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不同的仅仅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摘编自王兴周《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

材料一   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780年，杨炎推行两税法改革，规定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敛而增入，户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明朝中期，豪民隐占田地，逃避赋税，“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致使政府财政危机日益加深，赋税与徭役日益加重，人民反抗频繁。

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规定田赋中除政府所需要征收的米、麦实物外，其余所有实物均折银征收；所有名目的徭役皆折成银两分摊入田亩中；赋、役银合并后，直接交与地方官府，即“丁、粮毕输于官”，再由官府用银雇人应役。这样，赋税的征收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由田亩承担，减轻了人丁的负担。一条鞭法上承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

——摘编自朱绍侯著《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对欧洲人来说，曾经存在过的古希腊和罗马是他们的幸运所在，文明之光正是来自于这些被废弃的文化瑰宝。在以意大利本族语创作的作品中，但丁不仅仅批评了中世纪教堂的愚蠢与腐败，还指出了其不应该压抑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达到完美顶峰的人的本性。这一时期人文主义的主要观点是“重新发现、解读和吸收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知识和价值观的精华”。文学家们充满活力地为思考辩护，提倡市民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带着完美的肉身和思想超越到来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人文主义的目标是创造全面的人，这种人集合智力与体力上的优秀，有能力在几乎任何情况下做出高尚的事情。学者在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中寻找人文主义的光辉思想，然后表达对于被教堂所控制的社会生活的失望。……文学领域里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明显地撼动了教皇的统治地位。

——摘编自包曙光《文学作品阅读中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比较为例》

材料二   胡适一直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将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内涵丰富为检视传统和创造新质两方面，不仅包括文学运动和语言运动，还有整理国故、思想变革、新人生观、发展学术和科学研究等内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传统的批判、胡适“大胆假设”的怀疑思维、鲁迅批判吃人礼教，都带有“启蒙的色彩”。白话文运动也是“明白清楚的启蒙精神的流露”，它没有深奥的哲学和形上学的思辨，“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浓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而势利”。它是移植的文化运动，是未能得到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其文化精神已渐见结束。

——摘编自王本朝《“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身份认同》

材料一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文史纵横》

材料二   汉高祖总结秦亡的原因时，认为秦朝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是其短命的关键所在。因此，……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想依靠刘氏宗族的力量，作为皇权的羽翼。

——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达到了相互维系、相互牵制的功能，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材料四   元朝同宋一样， 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商鞅将原有井田制，即土地归国家、诸侯宗氏所有，人民只是在井田上耕作，改为承认土地私有制。并且规定人民可以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由各人所占有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商鞅将全国乡邑合成三十一县，其管理人员都由中央任免，使君主能够直接掌握县的行政。他还通过一系列的利益激励，促使军人在战场上勇猛杀敌。

——摘编自赵燕霞李怡《商鞅变法与秦国崛起》

材料二   变法多年，除了使政府收入显著增加外，其他方面收效甚微，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并未改观。王安石尽管本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无畏精神，积极投身变法，但他的变法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结果欲速不达，反而致使“天下汹汹”。王安石背后的宋神宗，在变法初期给予了王安石大力支持，但随着变法的逐步提升，在不断加大的阻力面前开始动摇。王安石想富国富民，但他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重点却偏向了“取天下之财”，百姓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而且变法是在北宋的上层建筑不能有效维护其经济基础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改良是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其改革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摘编自张守慧《论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之成败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辨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