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追求卓越”“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一个词可以与“工匠精神”匹配——匠心。“匠心”意思是精巧的心思，技艺上的创造性。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唐人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说：“文不按古，匠心独妙。”这就是创新。

“匠人”有了初心，不断提升技艺，就有了“匠心”。这就是创新，就是总理说的“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能够“匠心独运”了，“匠人”就开始成长为“巨匠”。“匠人”成为“巨匠”的过程，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下苦功追求卓越的过程；“匠人”成为“巨匠”的那一刻，也就是吉姆·柯林斯说的，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

所以，从现实来说，工匠精神不是让大家只做一个工匠，而是在工作中提升自我，在工艺、技术、创新、生产和品质等方面完善自己，做大做强。同样，在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要提升竞争力，赶超国际差距。

（节选自迟宇宙《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材料二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

一位作家说过，能将胡辣汤做得顾客盈门、生意红火，和能让火箭上天没有本质的区别。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分殊。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稳健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枯灯一刻刀，一把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边疆。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高树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历史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4月30日，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三

从电影的制作规模来说，《长津湖》绝对称得上“史诗级”的，单就剧本来说，军事专家兰晓龙打磨了整整五年，初稿多达13万字，在导演的建议下反复修改删减到了6万字。为了拍好这部“纪念碑”一样的电影，军事专家和历史顾问在拍摄过程中全程坐镇。从筹备到拍摄，整个剧组用了两年多的时间，7万多名群众演员参与了拍摄过程，演出《长津湖》的人几乎都是剧组特别邀请的退役老兵。志愿军身上的棉服、胸章、绑腿全都一比一还原，枪、炮、子弹甚至连“坦克”都是剧组在国防部的帮助下造出来的，能开能走，外形一模一样，耗资巨大却仍然摆脱不了因为戏份被炸毁的命运。就连《长津湖》中出现的每一次行军和战争场面，都是由导演、编剧还有军事专家一起精心设计的，绝对让人挑不出错来。

看过《长津湖》的观众反馈，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下足了功夫，使这部战争片看起来有血有肉。每位主演进组之后都要和导演、编剧一起写角色的人物小传，不把人物的性格琢磨透，谁都别想开机!对此，导演陈凯歌说：“战争电影倘若不能塑造出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人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在不知道为何而战、与谁作战的情况下，创作者和观众都是没有情感寄托的。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物，战争场面拍得再多，观众可能都不太在意。只有当观众觉得电影中的人物值得追随，战争电影才有了意义。”这部电影是为了中国人那份伟大的精神而拍摄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

初雪（节选）

路翎

司机刘强和他的助手王德贵所在的汽车连，奉命从前线附近的地区往后方运送一批朝鲜老百姓。这些朝鲜人在敌人的炮火射程内顽强地生活了好久了，他们是因为紧急的军事情况而疏散的。刘强和王德贵的车子排在最后一辆开出，因为他们这一车全是年老的和年轻的妇女，带着一群孩子和很多的零碎东西。在十一月末的严寒的黄昏里，天色很快地黑下来了、前沿的炮声激烈起来了，山谷里震荡着一阵阵巨大的、单调的回声。妇女们的这些零碎的日用的东西，引起刘强许多感触。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来到他家乡上海附近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姐姐带着她们的篮子、罐子、大包小包爬上一辆拥挤的汽车，那时候他才十七岁，他讨厌这些破旧的东西，觉得它们没有价值，但是妇女们绝不肯丢掉它们。那时候他还不懂得在那些残酷的年代里人民生活的艰难。朝鲜妇女们的这些旧包哀，这些帘子、草席，这些盆子罐子，在他心里唤起了温暖的感情。这些东西仿佛在对他讲述着艰苦和贫穷，讲述着妇女们一两年来在炮火下的流血奋斗。放到车子上去的任何一件小东西，都叫他觉得这是对敌人的一个胜利。车上装得差不多了，他却继续在那里一件一件地往上搬着。看着这种情形、年轻的助手王德贵有些焦急了。

“不行啦，再耽搁咱们要赶不过去啦。”

“行！”刘强决然地大声说，接着他用愉快的鼓动的口气说，“来吧，小王，想个办法替这位阿妈把背夹绑在车子后边……这样那两床炕席也放得下啦。”

“这破炕席有什么用呀！”

“老百姓过日子什么都有用的，——哪怕是破烷席，能丢在这里叫敌人一炮打掉么？”

他的愉快而活泼的声音忽然变得严厉了，并且那闪耀的眼光向着王德贵瞪了一眼。从来不发脾气的刘强，个性其实是非常刚强的。王德贵本来想说：“叫炮打掉的东西呢！”可是说不出口了。

终于把所有的比较大的东西都安置好了。助手王德贵已经跑去发动了马达，他担心着，晚了公路上车多，赶不过封锁线。听见马达声，刘强就很沉重地向着司机台走去了，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因为听见了车上面传出来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那孩子就在母亲的胸前愤怒地哭着。刘强叫那母亲把孩子给他，他说，可以把这婴儿带到司机台里面去。做母亲的迟疑了一下，但这时刘强已经伸手把孩子抱过来了。

“辛苦啦，谢谢……”那母亲激动地说。

“不谢！小王！”刘强喊着，为了免除那母亲的不安，他特别用一种愉快的、幽默的腔调大声道：“来，小伙子，咱们找到一个活儿干啦！”

“这活主要是你的！”刘强愉快地说，不由分说地把孩子塞在王德贵的手里了。“这怎么好弄呢，我不会抱孩子呀！”那十八岁的青年助手说。刘强说：“做这么回妈妈不委屈你，将来你还不是得有儿子！”

王德贵很不满意——这老司机今天太婆婆妈妈了，妨碍完成任务怎么办呢——然而他仍然羞怯地笑了。他捧着孩子的那姿势实在笨拙，就像捧着一盆热水似的，车上的妇女们也都笑起来了。王德贵很不满意这些笑声，浑身热辣辣的。

敌机临空了，照明弹一直从前面划过来了。刘强的脸上马上有了凛然的、严肃的神气，司机台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迎着寒风，这台车投入了公路上的激烈斗争。

……

大雪纷飞……天渐渐地亮起来了。周围的景色，覆盖着雪的土坡、田地，大雪中顽强地弹起来的弯曲的黑色的树枝，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离目的地只剩下了十里路。车上的妇女们都醒着。她们披着被单和旧衣，默默地承受着这场大雪。这里就要到她们新的家了。忽然那个用花格子头巾包着头的、浓眉毛的姑娘唱起歌来。几个年轻的妇女跟着唱起来，最后全车的妇女，都唱起来了、

这一车冻僵了的、疲困的妇女，整夜都一声不响，顽强地抗击了那向她们袭来的敌机和严寒，现在唱起来了。她们就要到达她们新的家，她们欢迎这场雪，听着司机台里那个孩子的哭声，唱起来了。于是一下子这台车从困顿和沉默里醒来，被一种青春的、欢乐的、胜利的空气鼓舞着——最后这几里路，是载着歌声飞驰着的。

人们开始下车，被歌声和大雪所激动。司机和他的助手走了出来，在迷茫的大雪中笑着；司机的手里，捧着那个又睡熟了的孩子。

沉默着，站在纷飞的大雪中。王德贵抱过了孩子并且把他高举了起来。大家看着王德贵手里的孩子，又看到刘强的染着血的大衣和苍白、微笑的脸。那个做母亲的奔上来接过她的孩子，眼泪流出来了。她抓住了王德贵的手，把她的头在他的肩上靠了一靠，又跑向刘强，把头靠在他没有负伤的结实的右肩上。

忽然王德贵走向那个母亲、问着：“阿妈，这孩子他的姓名？”母亲来不及回答，有七八个声音叫起来了，说，这孩子叫金贵永！“金贵永，记着了！”王德贵红脸说。

“贵永，再见吧！”刘强说，显出了王德贵先前见过的那种严肃的、沉思的、父亲般的神情，俯下头去，在那母亲的臂弯里吻着孩子的脸。

和着这飘落在她们的土地上的今年的最初的雪，妇女们静静地站着。大雪无声地、密密地降落着，这台车后面的那两条很长的黑色的车迹很快地就被大雪盖住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北京

（有删改）

材料一：

1920年1月，化装成商人的陈独秀从北京前往上海，他的行李中有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打算寻找一个合适人选将其翻译成中文。陈独秀的密友有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也正找人翻译，就让当时《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推荐人选，邵力子脱口而出：“能担任此任者，非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是何许人也？1891年，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亲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陈望道兄弟都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陈望道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后到日本留学。

陈望道留学日本期间，正值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他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宣传社会主义的读物，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多的了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回到祖国，并接受著名教育家经亨颐的邀请，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陈望道等人在浙江一师进行新思潮宣传，给整个浙江带来极大冲击。反动当局责令一师对陈望道革职查办，这受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著名的浙江“一师学潮”。这一学潮得到全国的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一师学潮”让陈望道认识到，倡导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因此，当他接到邀请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就毫不犹豫接受了。

1920年早春，陈望道带着两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老宅，开始了翻译工作。老宅已经年久失修，再加上浙江早春天气寒冷，条件十分艰苦。陈望道不以为意，专心投入到翻译工作中，一日三餐也都是老母亲帮着打理并送到房间来。看着儿子因连续工作而身体消瘦，陈母包了些粽子，让他蘸红糖吃以补身体。陈母在屋外问红糖甜不甜时，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等陈母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儿子满嘴墨汁。原来，陈望道全神贯注工作，竟然蘸了墨汁吃粽子，还感觉不到异味，实在是太过投入了。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工作，于5月中旬赶往上海交稿。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8月中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1000册公开出版，被迅速抢购一空。到1926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已印行17版。鲁迅当时评价说：“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摘编自曾庆江《陈望道：千秋巨笔，首译“宣言”》）

材料二：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在语言上表现出明显的白话文倾向，这与他的政治和文化主张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而1920年前后又恰是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曾在新文化运动阵地《新青年》任编辑的陈望道是这场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践行者和捍卫者，所以他的《共产党宣言》译本白话文风格是意料之中的。与文言相比，陈译本句子变长，四字格变少，“之乎者也”的文言功能词几乎绝迹。译文还大量使用文白过渡时期特有的助词“底”，且呈现出“底”“的”混用的现象，譬如“各国底语言”“社会底历史”“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等。另外，译文偏向口语化，譬如“草了下列的宣言”“他的特色就是把阶级对抗弄简单了”。对于修辞学家陈望道而言，这未免不是一种用所谓“引车卖浆者言”的大众语来创立新的书面语风格的努力。在当时的中国，许多西洋词语都是直接采用日语译名，陈望道虽然以日译本为主要底本，但他在术语上并非全数照搬日译本现有的译法，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选择性地修改。譬如日译本中的“绅士”和“绅士阀”，陈望道译作“有产者”“有产阶级”；日译本的“平民”，陈译本中作“无产者”。而在修辞方面，与日译本相比，陈译本在用词上更注重韵律节奏以及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如“革命要素”变换为“革命种子”，“农业的革命”变成了“土地革命”，两种阶级对立状态的“相敌视”转换为“对垒”，将资产阶级的发展从“没落”变换为“倾覆”。简言之，中译本在措辞上更为激烈，有着明显的“尖锐化”倾向，这可以理解为陈望道基于自己的信仰，为强调《共产党宣言》的立场、提高革命号召力、鼓动人们的斗志而来取的一种翻译策略。

（摘编自林风、冯倾城《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材料三：

从文本研究方面看，中国人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主要有三种模式，即翻译性解读、注释性解读和考据性解读。所谓翻译性解读，是指为了更好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文本所进行的各种理解，如对人名、地名、术语的理解。其中，包括对已有中文术语的选择运用和新术语的创造。我国学者的翻译性解读从翻译《共产党宣言》片段文字时就开始了。由于《共产党宣言》原文是德文，对不懂德文的人来说，要理解它的思想，首先就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恩格斯说过，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中国人要准确翻译《共产党宣言》，就更加困难，要做好这件事情，不仅要懂得外文，还需要了解当时欧洲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经历和语言风格等。早期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性解读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译词的随机性。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翻译就有十多种。1899年在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他们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恩格思”；后来又有人译作“马克司”“嫣及尔”等；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的《共产党宣言》才把他们的名字译为“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固定下来。又如“资产阶级”一词，1899年译为“纠股办事之人”；1920年陈望道译为“有产阶级”；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才确定为“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

（摘编自杨金海《<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文本解读史及启示》）

A．陈望道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邀请的重要原因是其思想认识发生了转变。

B．陈望道采用白话文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其顺应时代发展选用的翻译策略。

C．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以日译本为主要底本同时参照英译本完成。

D．陈望道首次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为中文的行为不属于翻译性解读。

材料一：

仁宗皇帝，讳高炽，成祖长子也。幼端重沉静，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洪武二十八年，册为燕世子。太祖尝命分阅章奏，独取切军民利病者白之。或文字谬误，不以闻。太祖指示曰：“儿忽之耶？”对曰：“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德。”

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善拊士卒，以万人拒李景隆五十万众，城赖以全。先是，郡王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宠于成祖。高煦从军有功，宦寺黄俨等复党高燧，阴谋夺嫡，谮世子。会朝廷赐世子书，为离间。世子不启缄，驰上之。而俨先潜报成祖曰：“世子与朝廷通，使者至矣。”无何，世子所遣使亦至。成祖发书视之，乃叹曰：“几杀吾子。”成祖，以北平为北京，仍命居守。永乐二年，立为皇太子。成祖数北征，命之监国，裁决庶政。四方水旱饥馑，辄遣振恤，仁闻大著。而高煦、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或问太子：“亦知有谗人乎？”曰：“不知也，吾知尽子职而已。”十年，黄俨等谋立高燧，事觉伏诛，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

二十二年即帝位，大赦天下，壬午，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于所产地计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宥。戊戌，赐吏部尚书蹇义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银章各一曰“绳愆纠缪”，谕以协心赞务，凡有阙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癸酉，诏有司：“条政令之不便民者以闻，凡被灾不即请振者，罪之。”辛巳，崩于钦安殿，年四十有八。

赞曰：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选编自《明史·本纪第八·仁宗》）

材料二：

先是，仁宗尝与侍臣论科举之弊。

杨士奇曰：“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士奇曰：“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仁宗曰：“然则将何如？”士奇曰：“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于外书“南”“北”二字，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如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

（选编自《明史纪事本末》）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禹贡》虽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但也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对见于典籍记载的重要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等都做了记载和简要考证，并不局限于西汉一朝。作者班固比较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初具雏形。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也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做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能知道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繁荣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沿革地理研究的内容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与儒家经典和传统正史的理解有关的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很多乾嘉学者致力于此。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二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涉及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背后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我国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成为专门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由顾颉刚等发起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起初仍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1935年，《禹贡》开始以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地图编绘、行政区划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标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历史地理学在以空间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的庞大家族中，具有独特性，即空间过程和时间过程相结合。英国近代地理学创建人麦金德，主张地理学者应当尝试重建过去的地理，如果不是这样，地理学就只是当代现象的描述，只有加上时间的尺度，才能考察变化的过程，并显示出今日地理只不过是一系列阶段的最新一个阶段。

历史地理学把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的特征，体现了发生学原理的应用，意味着对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的空间关系的研究，要从产生、形成、演变的过程来探寻其规律，这是近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而地理环境的演变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过程，如长江三峡、黄土高原、长江三角洲等地貌的形成和演变，时间之漫长达到十万至数千万年；我国许多城市的兴起距今已有1000年，而像武汉如从原始部落聚居算起，距今已达4000-5000年，从原始城址的出现算起距今也有3100-3600年。这种形成的演变过程，只有全面系统地进行观察和研究，才能探寻出规律性的内容。有了客观的规律，方能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材料一：

这是10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

8时整，我们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埋伏得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黄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嗬，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战士们在一旁手里握着枪，眼睛紧盯着川里，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此刻谁都心里痒痒的，恨不得一下扑过去，将敌人彻底消灭。但是，这次是联合行动，必须听从统一指挥。我知道，现在两边山沟里，数百挺轻、重机枪都等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便可见到万马奔腾、千军雷霆之势。这时，我习惯地转过头去，看看后边阵地。

突然，“啪！”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

刹时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蹬里，硬给马拖着跑了。敌人后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在缴获的文件中，我们看到了蒋介石的密电，电报称：

“……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命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

（摘编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

材料二：

（二）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敌人碉堡两个，缴机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我军进城消灭了敌人。”

这是立功证书对张富清1948年11月参加永丰战役的记载。

发生在陕西蒲城的永丰之战，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战况异常惨烈，“一夜之间换了八个连长”。

对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95岁的张富清仍历历在目。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永丰战役突击连。张富清又是突击连的突击班成员。27日夜，他和两名战友匍匐前进，扒着墙砖缝隙攀上城墙。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城墙，与围上来的敌人激战。

“我一转身，看见敌人将我围住了，就端起冲锋枪扫射，一下子打死七八个。”张富清说，交火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消灭眼前的敌人后，手一摸，发现满脸都是血。原来，子弹擦着头顶飞过，把一块头皮掀了起来……

“打死七八个敌人后，我逼近碉堡，用刺刀在城墙底下刨了个洞，把我带的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着了手榴弹，炸毁了碉堡……”

（六）

在张富清简陋的家中，珍藏着一个打满了补丁的搪瓷缸。

一面是熠熠生辉的天安门、展翅飞翔的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孙玉兰说，这是丈夫最心爱的物件。

从1954年起，这个搪瓷缸就是张富清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补了又补，不能再用，张富清就把它认真保存了起来。

20世纪80年代初，张富清一家搬到现在仞居住的建行宿舍。30多年过去，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已翻修一新，老两口的家还是老样子。

斑驳的墙壁，褪色的家具……虽然朴素，这个家整洁而充满生气。阳台上整齐地养着一排绿植，像是一队整装待发的战士。

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精神矍铄——我们面前的张富清，仿佛不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近几年，他仍然坚持自己下楼买菜，有时还下厨给老伴炒几个菜。透过窗户，常常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1985年离休后，张富清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他特别爱看《半月谈》。

卧室的写字台上，一本2016年版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被他翻阅得封皮泛白。

第110页的一段文字旁，做着标记

“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这不正是共产党员张富清一生的写照吗？

（九）

3月2日，部队派员专程到来凤，探望老战士张富清。

是夜，平素内敛沉默的儿子张健全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眼含热泪，他写下深情的记录——

部队来人了

老兵心中掀起波澜

面对军装上的军徽

老兵用一条独腿坚强站立

缓缓举起右手

庄严地行上军礼

……

（摘编自唐卫彬、杨依军、谭元斌《英雄无言——95岁老党员张富清的本色人生》）

材料三：

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谈到，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八个字底蕴深厚，意涵丰厚，值得深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境界，“有我”与“无我”，可以用来品评诗词境界，也可以作为衡量做人境界的标准。

先秦儒家有关于“无我”的论述。《论语·子罕》中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法则天地，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这是儒家修身的目的。天地最大的德行是“无私”，正如《礼记·孔子闲居》所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又如《论语·宪问》中所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一己私利，在修为上要“大其心”“志于道”。诗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就是典型的儒家“无我”思想。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大公无私、乐于奉献，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心中有民、一切为民”。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完全融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之中，把满腔激情完全投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去，“我”已化在滚滚时代大潮之中。“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既是“有我”的姿态，也是“无我”的境界。

（摘编自肖伟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共产党人最高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