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明朝中期起，……由于农业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欧洲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贸易逆差之中。由于这种贸易以中国的丝绸为主角，因此被西方学者概括为“丝—银对流”。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纵观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专制统治登峰造极，统治者完全用行政命令去干涉经济活动，工商业受到官府的严酷控制。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一直受到专制政府的压抑，再加上重本抑末观念，许多商人在发财后不是将资金投入再生产，而是投向旧式的土地经营。农民耕耘自食，小农经济在社会经济中依然占据优势，城乡间工农业商品经济的交流市场很小。统治者把外人来华贸易视为是“天朝”对“蛮夷”的恩赐，海禁封闭政策极大地抑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社会转型因此而严重滞后，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缓慢的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坎坷之路。

——据郝钧、周连春《明清时期中西方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儒学正统地位确立之后，治经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走愈窄，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自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获得了大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大有取代儒学之势。进入宋代，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大规模的边境冲突也时有发生，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学经典中去寻找挽救社会危机的思想武器。同时，这一时代，广大平民有机会加入读书人的行列，他们由于出身贫苦，没有旧的经学传统的束缚，所以易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在这种形势下，自北宋中期起，儒学发展出了新学派——理学，它是一套包括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在内的理论体系。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明代中叶以后，崛起了一些地区性的商帮，他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形成一支支颇有活力的生力军，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在这些商帮中，徽商活动范围极广，“足迹无或不到”，他们经营对象品类繁多，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其中以盐起家者尤多，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徽商也为数极众。山陕商（晋商与陕商的合称）的活动地域最初局限于黄河流域，随着盐法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逐步向南推移，终至“足迹遍天下”，经营项目也日益增加。主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1901年，清政府商务大臣盛宣怀指出：“华商虽有各商帮组织，但互分畛域，各行其是，每当与洋商交易往来，总不能相敌。”1904年，上海、天津等通商大埠率先成立商会，并制定了《商会简明章程》。1912年全国性商会组织成立。商会是所在地区的不同籍贯、不同行业的商人组成的新式商办团体。20世纪初，上海商务总会倡导大规模抵制洋货运动，多地商会参与了收回利权运动。商会还积极参加了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以“尽立宪国民之义务”，部分商界的有识之士从支持立宪转向支持革命。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地区的商会领导商人罢市，抗议政府逮捕爱国学生，要求维护国家主权。总之，近代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其影响力突破了经济领域而变得更加广泛和深远。

——伍继延《从“商帮”到“商会”》

材料一   “……若使天下兼相爱，非相攻……视人之宝若其宝，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之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

材料二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材料三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美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材料四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故曰世异则事异。”

材料一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礼记·王制》

材料二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孟子·告子》

材料三   周王正妻所生之子称嫡子，其他妻室所生之子为庶子。周王的嫡长子、嫡长孙一系有继承王位的权利，称其为大宗。次子、庶子的后裔相对于大宗称为小宗。而次子、庶子的嫡长子、嫡长孙于本支又是大宗，其次子、庶子之后裔又是小宗。以此类推，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族网。小宗必须服从大宗。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材料二：唐朝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人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