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末清初，在儒生明确意识到理学和心学的缺陷时，吸收外部思想资源就成为必要，格致之学由此勃兴，成为广泛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载体。而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被译作“格致”，正可作为其标志。从1902年起，中国出现了一股放弃“格致”而改用“科学”的潮流。下图所示为1894年至1915年报刊言论中“格致”（包括格物与致知）和“科学”的使用次数。

——摘编自金观涛《观念史研究》

材料二   在1901—1902年出版的严复译作《原富》一书中，开始出现了“格致”“格物”和“科学”三词并用的现象。对这三个概念的分别使用，体现了严复对这三个概念的不同认识：“格致”和“格物”主要指代物理、化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而“科学”则指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理论学科。严复在为《群学肆言》作序时，就提出了“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这表明他主张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严复还认为政治学也应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

——摘编自郑军《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材料三   中国人对“科学”所作的最早的权威性界说，见之于任鸿隽的文章。1915年，他在《科学》杂志的第一篇文章中说：“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之大命。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至此，科学在中国，终于被确定为一种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变化规律的系统学问；而科学的地位，也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被安放在神圣的学术殿堂里了。

——摘编自李双璧《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材料一   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自有来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

—— 钱穆《朱子新学案》

材料二   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 达此目的，恒须籍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之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流，与赤道之热流，相剂而成断海潮。

——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年）

材料三   《新青年》的出世，其最大的动因是辛亥革命所创建起来的共和国，让人们感到太失望，先觉者于混乱与苦闷中，想为国家、为民族寻找一条新出路。

——改编自耿云志《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材料   清末民初盛行“军国民教育”思潮，学校体育被西方体操霸占，“体操科一律为主课”并由学部施行，而武术则“各地方自行举办”“高等小学以上兼习之”。彼时国人出于民族自尊心，用武术来证明中国自古就有“体操”。武术进入学校是武术步入教育领域的大胆尝试，亦是出于文化自觉，争取与西洋体育并驾齐驱的话语权的创新形式。但一味追求动作的规范、标准，丢失了传统武术的核心特征。由霍元甲主持的精武体育会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则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超越强健身体的范畴，从宏观上聚焦于种族与国家延续。新文化运动时期，“土洋体育之争”推动武术走向科学。国术的“传统”在“科学”的语境中显得格格不入。要想以武图强，武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彼时的武术规则深受西方体育影响，趋向竞技化，初成之规则在比赛中成为裁判依据，使比赛“有法可依”。武术对抗赛在“全运会”中可谓昙花一现，但民国时期的武术套路、对抗赛实践为当代武术竞赛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经验。1936年，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功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在该届奥运会上的武术表演惊艳世界。

摘编自张银行、谢海柱《中国近代武术“转型”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