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王国光，字汝观，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在吴江和仪封任知县期间，关心民生，尤其关注赋税和财政问题。王国光因“治行第一”，被嘉靖征召入京任职。明神宗继位，张居正出任首辅，命王国光到户部管事，他迎来了发挥财政管理才能的大好时机。在京任职三年半，他殚精竭虑，大力整顿财政，成效明显，并为明朝以后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主要业绩有三方面：一、优化财政管理机制，对户部体制进行调整；二、清理财政簿籍，编纂《会计录》，因受到言官纠劾，上疏乞休获允，临行上此书初稿，又担心离任后书稿散逸，故疏请刊刻，至万历十年最终定稿，该书成为明朝户部财政管理的依据，也是了解明朝财政状况的珍贵资料；三、力行考成法，改善财政状况。在张居正支持下，王国光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使国家财政状况迅速好转。

       ——摘编自《王国光与万历初期的财政整顿》

材料晚清年间，左宗棠在西北地区先后担任总督、督办等职14年，足迹遍布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他在西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和革新活动，使积贫积弱的西北焕发出新的生机。他提出“以畜牧导民，渐谋耕获”对于农业，他强调“不必概行耕垦，始尽地利也”。为发展农业经济，他通过防营独办、兵民合力、官贷民力三种方式修建水利工程，地跨从平凉、秦州、河州到西宁、肃州；提倡广种桑树，发展桑蚕业，同时要求西征将士要主动栽树，鼓励沿路官民在道路两旁协助植树，禁止砍伐“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木及果木树”。他组织地方官员安置流民，发放生活必需品和屯田工具，同时对军屯实行“照粮给价”。对商人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课；对茶叶贸易实行“以督印官茶票代引”严格税制。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把机器生产用于西北的经济开发。这一系列举措，对西北地区和国家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摘编自韩立君、郑淇月《浅论左宗棠西北经济开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属僚主要是由当时地方长官自己来任命的。 583年，隋文帝杨坚对地方机构实行改革，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同时规定，州县长官三年一换，下属官员四年一换。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牢牢控制了地方官任用之权，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隋文帝杨坚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销境内500多个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据卜宪群《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等整理

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一 西周王朝实行国野、乡遂制度。“国”中及其近郊之“乡”，主要是征服者、统治者及其族人或“国人”的居住地区；近郊以远的“遂”、“野”，则主要是被征服、被压迫的“庶人”、“野人”居住的地区。西周以来，周王室、各诸侯国公室以及卿大夫采邑主，都按其政治等级的高低而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军队。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在西周，只有在国家中享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公民即“国人”或“士”，才有资格当兵，这既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利。至于西周藉田制下的“庶人”、“野人”，则不服兵役；在当时的等级、阶级制度下，他们也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服兵役。西周至春秋前期的军队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政之间的关系，以及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战术，都以“周礼”为指导原则，贯穿着等级制度。

材料二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府对原来的军制进行了改革。公元前645年，晋国“作州兵”。公元前590年，鲁国"作丘甲"；公元前538年，郑国“作兵赋”。“作州兵”的对象，当是晋国“遂”、“野”的“野人”、“农夫”，而不是“国人”。“作州兵就是取消只限三郊才能当兵的规定，扩大及于三遂（诸侯三郊三遂）”。鲁"作丘甲"、郑"作丘赋"的内容，与晋"作州兵"大体相同。“丘”，是齐、鲁、郑等国社会中一基层组织单位的名称。所谓“丘甲”、“丘赋”，就是以“丘”为单位出甲、出赋。

——以上材料均改编自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史（上）

材料   陈亮生活的时代，南宋朝廷内忧外患十分严重，为此，陈亮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他认为，宋初立国的那些制度，由于本身存在缺陷和后世执行中的错误，迫切需要加以改革。他说宋太祖制定的“经画天下之大略”，主要就是约束地方官吏的权力，结果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这个“经画天下之大略”虽奠定了宋朝一百五六十年的统治基础，但这套统治制度本身存在着弊病。后世的统治者不仅没有认识到这种统治制度的固有缺陷，反而将这种体制的缺陷进一步极端化，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没有摆脱这种对地方政府“柬之不已”的统治思路：其结果是“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陈亮认为，政权、兵权、财权的高度集中，造成了郡县空虚，无力抵挡外敌的入侵，最终导致“版舆之地半入于夷狄”，龌龊拘挛，日甚于一日”的局面。他崇尚皇权，但对宋孝宗的专断独裁非常不满，认为专杈不得人心，必然要招致天下人的非议与怨恨。在过度专制的体制下，君主事必躬亲，必然会导致很多错误，他主张，君主要把很多事权交与大臣，自己做君主应该做的事情，履行君主应该履行的职责。

——摘编自徐军、鲍新山《陈亮改革思想新探》

材料   东汉初年，中央军队以南、北军为核心，但由中央直接指挥的还有三支比较特殊的军队。建武六年(30年）“罢郡国都尉官”，取消郡国四种常备军和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 郡国军队只用于维持地方治安。据《后汉书》载：“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未尝复言军旅”，“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建武十三年(37年）后，相当于三公地位的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还有前后左右将军不再常设，只在战时临时任命。南阳太守杜诗上书：“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刘秀采纳了杜诗的建议。但东汉地主豪强有为数不少私人武装（部曲和家兵），每年二三月份或八九月份，地主对他们的 私人武装进行战争训练。

——摘编自漆侠主编《大一统初期的变奏曲》

晋之故封，太行持之，首阳起之，黄河迤之，大陆靡之……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以稼则硕，以植则茂，以牧则蕃，以畜则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

注∶大陆为大陆泽，太行山河流冲积扇与黄河故道的交接洼地。

20世纪30~50年代，中国的乡村发生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变化，传统乡村固有的以分家析产和土地买卖为主导的地权分配被打破。

以下资料是来自山西兴县七村全面抗战爆发前（1936年）、抗战中（1942年）和开展土地改革后（1947年）的相关数据。

山西是我国的煤炭储量、生产、外调大省。上世纪末山西正处于“放开搞活”迅猛发展阶段。1992年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江泽民主席在接见出席《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的国际友人时也指出∶“中国政府有决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而今，素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之称的大同，以光伏发电高端产业链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以“上不露天、下不落地”的全封闭式运营实现了“黑色煤炭、绿色开采”。2019年大同获得“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和“中国美丽城市”称号。从“煤都黑”到“大同蓝”，大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