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各族在文化上的联系和交融，是各族在经济及政治上联系和交流的反映和升华。它表明这一时期各族的交融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为汉民族的形成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战国时，东北方的燕国使辽河、海河流域各族逐步与华夏民族交融。自称“蛮夷”的楚族，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分支。西方的秦国经商鞅变法，进一步吸收、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了华夏民族重要的分支。随着铁农具的普遍使用，适应商业发展的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交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于是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天下定于一”的共同心理素质。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二   西汉时期，西北边塞与匈奴累年作战。为妥善安置“四夷”，西汉多置属国，自两汉时期先后设置安定、天水、张掖等属国，此后属国制度逐渐从西北边塞扩展至东北、西南方向。属国对降附民族进行集中管理，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组织，这些属国至东汉时期已陆续郡县化了。此外，针对西域与东北边疆的现实，两汉时期还设置了西域都护、长使、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以及使匈奴中郎将等边疆管理机构和职官。

——摘编自卜宪群、袁宝龙《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材料三

——摘编自白寿彝等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

有学者指出，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兼容并蓄的胸怀。哪怕遭逢外来异质文化，也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即使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也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

材料一   西汉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中央集权加强，国力强盛，客观上具备了解决西北边防上匈奴威胁的能力。汉武帝本人虽在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熏陶下成长，但却不是一个拘谨的儒生，而是具有雄武奋发气质的政治家。这种内外因的综合作用，必然促使汉武帝改变对匈奴的消极防御政策，采取反击匈奴、巩固开发西北边疆的积极政策。

——摘编自冯勇刚《论汉武帝反击匈奴和经略西北边疆的政策》

材料二   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作出的历史贡献是独特的，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疆域版图及其有效控制程度均没有达到清朝的规模。因此，可以说历史上中国空前“大一统”版图的奠定是18世纪中国的突出特征。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   某老师根据儒家思想发展的历程，绘制了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