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赵普是太祖、太宗两朝的宰相。宋太祖时期，赵普认为当时要务在“定天下”，主张以安抚民众为重。他经常引用《论语》，对《尚书》《礼记》和《左传》等典籍也有所征引。在日常工作中，他对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瓮中，瓮满辄出而焚之”；还与枢密使李崇矩结为姻亲，与宗正赵孚勾结庇护违法者，引发太祖不满而被罢免。宋太宗时期，赵普再度为相，他认为当时要务在维护政权的正常运作以“致太平”，主张用利益调节君臣的关系，用制度约束君臣关系。后人喻赵普为“半部《论语》治天下”。

——据季乃礼《亦法亦儒：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新解》

材料二   王夫之认为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其谋求功利的伪装。他将赵普与先后投效四姓十位皇帝的冯道等同，斥责其“不知廉耻”“奸臣之尤”“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

——据王详《宋明时期赵普历史形象的演变》

材料一   随着商业的兴盛，明朝为商人服务的有关交通、经商的书籍被纷纷刊行，成为后人了解明朝商人经商路线的基本素材。1570年，徽商黄汴编撰《天下水陆程》不仅包括各商路的方向路程、沿途驿站名称、行程风险、食宿条件、行会组织等，还有许多集镇和村落名、河流名。官员旅行，有驿站可以吃喝休息；商贾旅行，哪儿有村落，哪儿需渡河，都要自己操心。明朝后期，政治上宦官擅权，不得志的士大夫们渐渐疏远政治，流连于山水之间，调查当地的民情风俗，这种行为被称为“宦游”。文人们在适宜季节与朋友出游，“不必矫情，不必递性……直心而动”。他们将所行、所见、所思记录下来，形成了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的游记，其包含着明朝人特有的对科学的追求，对自然、对社会的独特观察。其中，徐霞客、王士性两位大旅行家的著作就是观察、描写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典范，是地理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标志。

——摘编自傅林祥《交流与交通》

材料二   工厂有统一的作息时间和规章制度，机器强迫人按照机械的节拍从事劳动。城市化使人们的生活空间缩小，工作压力增大，住房紧缺，环境污染，道德水平降低，人际关系冷漠……所有这些弊病使人们想要逃避节奏紧张的城市环境，回到宁静的大自然中去。工业革命使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使财富不再只流向封建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而是更多流向资产阶级，从而增加了有财力外出旅游的人数。产业工人虽然在经济上受资本家剥削，但毕竟是自由人，有迁徙外出的自由，再加上生产力的提高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资本家不得不增加工人工资并给予他们带薪假日，土地所有者不再垄断权利，财富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分配，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得到了提高，这些变革都导致了“有闲”阶层的急剧扩大。由于社会财富大量涌现，温饱不再是生活的目标，各阶层开始购买从前从未有机会购买的、甚至比以前范围更大的商品，旅游成为人们主要的消费之一。

——摘编自郭文康《工业革命与近代旅游的兴起》

材料一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开始传教。然而，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舶来品最初是不感兴趣。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学汉语、用汉姓、穿汉服，读儒家经典，顺应中国习俗，介绍中国人所陌生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人。西学随之在中国传播开来。

——这编自用人员《川学东街对中川文化自信的冲击人儿儿们》

材料二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风俗论》（1756）中。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认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理性而不是神启基础上信仰自然的宗教。中国还成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为首的重农注意者阐发思想的参照来源。魁奈通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他在1785年发表的《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在讨论中国君主制时，他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得出，中国体制建立在明智和稳固不变的规律基础上，虽然帝王发号施令，但是他行为检点。”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767）中，魁奈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改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