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既是按照内在逻辑自主生长的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历史，又是不断适应新变化、解决新问题的具有突出创新性的历史。伴随着连续性而来的文化积淀为文明创新提供了厚重积累，创新产生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技术为文明连续提供了不竭动力。连续性和创新性互动，静水深流和波澜壮阔交织，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精神气质。

——摘编自王博《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材料   隋代管理军籍的军府称骠骑府，炀帝时改成鹰扬府，州郡地方官与军府无相互统领关系，隋代统领地方州郡兵的都尉，也与地方无关。唐代前期的地方军事力量以府兵为主，唐代州县官员中，刺史被明确规定具有与军事行动相关的职权。代宗朝规定，州级政府与折冲府共同拥有对隶属于地方户籍的府兵的管辖权，府兵户籍必须同一般民户一起登记，归州县所管。“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在州级场合，刺史遇到突发军事事件时，可以先自行发兵，但必须呈报中央。此外，府兵的招募工作也有州县级政府担任，这种有地方官和折冲府共同进行的府兵军事管理机制，相互监督，使军权得到有效的发挥。

——摘编自夏炎《唐代刺史的军事职掌与州级军事职能》

材料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先后出现多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路，邓小南倡导的“活”的制度史即为其中代表。所谓“活”的制度史，按照邓小南定义，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理路，“不再拘泥于典章的梳理，转而同时注意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活”的制度则依附于现实政治而生，变动不居。关于此邓小南提示了两个视角。其一，作为“过程”的制度史。她认为，“官僚政治制度不等于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这里的“过程”其实包括两重含义——历史性和现实性。其二，作为“关系”的制度史。“所谓‘关系’，既包括一制度与它制度相互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包括决定制度本身性质的内在关系。”

——摘编自孙正军《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