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官僚政治是建立在官员的选拔和任命基础之上，按照职能和职位分工、分层管理原则建立的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体系。它的萌芽可以溯源到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君主集权专制和由家臣过渡来的早期职业官僚。春秋末，一部分卿大夫夺取政权，做了新诸侯国君。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们为适应封建经济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全面掌管了土地的征税权及任官赏爵等权，排除贵族对地方的世袭统治。于是，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国君们还沿用和发展春秋中后期部分卿大夫家臣享受俸禄、为主人效力之例，按照“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原则，罗致和组织了一批新的职业官僚队伍。

——摘编自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材料二   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成熟时期。官僚按职能分工设计、职务凭资格、行动按固定规章办事的特点充分得到体现。皇帝虽然是决策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但其决策都建立在集体讨论、决议的基础之上。军政和行政分离，设立了财政使司，宰相仅被定位为行政首脑。宋代还建立起了独立的谏官机构谏院。另外，知识阶层成为统治者主要来源，深刻改变了古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官员结构。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等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清廷最初规定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于下次上奏时趁便奏缴，其后改为按年呈缴，清末又改为年终交由军机处汇缴。朱批奏折需连同奏匣、奏夹、封套一并缴回，在京官员赴衙门，在外官员则赴该省督抚处呈缴，休致或降革官员则呈明该省督抚、该旗都统代缴。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不得隐匿存留，违者严加惩处。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

材料   “兼听独断”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决策的基本形式。管子说：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刘向说： “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所谓“兼听”，就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就是谋，可以扩大视听，防臣下之蒙蔽。所谓“独断”，就是在决策过程中由君主作出最后的决断，可以防止大臣专杈，维护君主专制。谋之在“兼听”，断之在“独断”，“兼听”是“独断”的基础，只有“独断”才能保障“兼听”，“独断”又是“兼听”的结果，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摘编自樊有平《论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