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谒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丞相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去探视。隋唐时期的宰相大臣上朝奏事也有座位。但到宋朝，宰相只能站着同皇帝议事。据说是宋太祖改变这一做法的，有一天，宰相范质等人向宋太祖奏事，开始时，大臣们还坐着，宋太祖称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大臣们近前指给他看。等范质等人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掉。此后宰相大臣就只好站在皇帝面前议事了。明代自朱元璋起，明文规定“大朝议”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备有特别的护膝。

材料二：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秦设御史大夫，且为别相，在郡设监郡御史监察郡政。汉设御史府，与丞相府并重丞相遣刺史往地方监察，郡守以下设督邮，负责属地监察。魏晋时御史台独立，成为皇帝直接领导的国家专职监察机关，中央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职权有所扩大。唐朝设立了台院、殿院、察院，三者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此外，还建立了系统的谏官制度。宋代，“政令之推行有缺失，则台官弹劾之镇政令自身有不当，则谏官封驳之”，又在地方上的州内设通判监察行政，设提点刑狱司专司刑讼，设转运使监督财政。明朝初年，中央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同时，设置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活动，科道并立，地方设按察使司。清朝，形成了“科道合一”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唐海歌《承袭与变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末宪政的实施，打破了法律监督只是自上而下进行单行监督的传统。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饮定宪法大纲》，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周有逾越”其次规定“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坡力的法律监督原则。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攀”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法律监察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一：中国古代封建皇帝独揽事权。秦代的丞相作为中枢权力机构中的最高长官，位高权重。到汉武帝时，则用一些亲信侍从如尚书、常侍等组成宫中的决策班子，称为“中朝”。到东汉时期逐渐形成了尚书台，取代了三公的权力。魏晋南北朝时，尚书台改称尚书省，又新设立了中书省和门下省，但各自的职权和权力分配还未定型，也尚未正式构成中枢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隋唐时期，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

——摘自高中历史教材岳麓版必修一《政治文明历程》

材料二：在秦及西汉初年，皇帝行使权力，将意志化为诏书，见诏实行，程序比较简单：或与宰相议定，交御史起草、下达；或直接命令御史起草、下达，即可生效。宋代下诏书需经中书、门下之制度更加完备，因而反对内批、反对君主独裁专行的理由，也就更加充足。或从制度上、道理上批评滥用内批是违反“礼”“正”“道”，或从历史经验教训上批评滥用内批会导致“祸”“乱”，或从道德上批评滥用内批是出于“私”心。明代表面上废除宰相，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用手诏、中旨的斗争，更加制度化。

——摘编自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在其辖区开始设置郡、县。在当时，郡、县二者间未必有统属关系，但这已经说明这个时期郡县制已经开始出现。秦朝在地方建立了郡县两级的行政体制，秦分天下为36郡，汉代时期已增至83个。汉武帝为了对地方诸郡进行监察，设置13部刺史，刺史的治所被称之为“州”。东汉改“郡”为“州”，改刺史为州牧，开启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时代。

材料二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一   秦朝正式确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地位高，权力大。汉武帝时，鉴于宰相职权过重，就开始重用内朝近臣，到东汉时，在宫中主管收发文书的尚书，开始掌管机要，侵夺外朝相权。曹魏时，尚书台脱离少府，置4个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明朝罢中书省，废宰相，设内阁，因明朝宦官专权，内阁权力受到牵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军机大臣多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四品以上的官员担任，成为辅助皇帝的主要机构。

——摘编自李荣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当时的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清末民初的政党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产物。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操纵着中央政权，地方上的州县多为兵政兼行政，且都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中，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推进资产阶级的政党统治。政党之间，党争多于联合，个人恩怨超越党见，党派倾轧，内阁的频繁更迭，使民众产生了厌烦心理，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绝大部分党员对于政党政治的知识性认识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只知一些名词而不明其真正含义。

——摘编自李爱峰、苏全有《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

材料一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通‘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他徙郡国豪富至茂陵（今属咸阳），“赐迁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他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并起用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东方朔、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让他们与丞相为首的大臣就决策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臣数诎”。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下诏严斥地方官不举荐人才，由此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景象。“元封五年（公元106年）夏四月，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常以秋分行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奉诏六条察州”。汉武帝还一改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蓄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改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盛世最好的榜样。

——摘编自汪簧《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材料一：秦始皇本人具有极强的政治野心，希望在其统治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以满足无限膨胀的权力欲望。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自商鞅变法后，秦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善于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摘编自胡学宇《集权主义以及秦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初探》

材料二：由于奴隶制的分封是依据宗法制世袭，所以，作为朝廷中大臣的卿士自然也是世卿世禄了。在封建制建立的过程中，世卿世禄制是新兴地主阶级首先要摧毁的对象。封建君主不以“亲”、“贵”，而以“贤”、“能”为标准选拔大臣。丞相的出现正是在任官制度上突破宗法界限和改变世卿世禄的里程碑。因此，它是封建官僚机构逐渐完善的重要标志，在当时是一大进步。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三：《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记载：“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听任窦太后罢免卫绾的相位；接着，又在建元二年和建元六年，分别免去窦婴与许昌的相职。6年之中，他便轻而易举地免去三相。接着，他又将丞相“主臣”“除吏”的用人权力收归己有；旋即设尚书令，分去了丞相拆读、审议天下奏章的权力；还让随侍左右的年青侍中参议朝政，以为牵制。这样便结束了丞相独尊、皇帝垂拱的现象。

——屈小强《盛世情怀：天汉雄风与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宋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

材料三   内阁的正式建立是在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成祖即位之初，解缙、黄淮等并值文渊阁，参与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的审议，辅佐皇帝。当时殿阁学士和部院大臣相比，阁臣官秩不过五品。阁臣常有三五人或六七人，不拘定数。

——李坚、王本浩《中国行政管理史》

材料一   秦统一后将郡县制推向全国。郡县制为汉代沿用，同时又分封诸侯王国，王国地位等同于郡。西汉把秦郡划小，譬如把秦内史郡分成三部分。汉文帝又用众建诸侯的手段把齐国一分为七。经西汉一代的变化，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度增加。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州，这时的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隋文帝时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唐承隋设两级政区，唐玄宗时分天下为为15道，每道有固定的治所和监察官员。安史之乱后，作为监察区的道和方镇合二为一，州县二级制以上新的行政区划道（方镇）就形成了。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   宋初将地方政府恢复到州县两级，但陷入管理幅度太大的困难。为此，赵宋君臣在摸索中创建了以交通路线为主干来划分的路制，不在州上设置统一的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首长，而是把路一级的事权分属于不同部门。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行省官员“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元代行省的地域十分辽阔，形成了多层次的行政区划体系，但仍能维持高度中央集权。

       ——摘编自《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