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商鞅一元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富国强兵”。商鞅认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只能是“刑赏”，而其中“赏”的内容和对象也必须是绝对单一的。在“赏”与“刑”之间，“刑”又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应该单一地采用重刑。使“重刑”明确化、系统化的最佳手段是建立“法”。采用单一的重刑手段，而其直接对象只能是活生生的、复杂的人。他主张用强制手段使百姓成份绝对单一化，其次是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彻底单一化。商鞅一元化思想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其思想是以“外儒内法”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张晓《“单一”而非“多元”：论商鞅思想的一元化》
(1)根据材料，概括商鞅“一元化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商鞅“一元化思想”。
材料 陈嘉庚（1874-1961）,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福建同安集美村（今福建厦门集美）人。早年随父前往新加坡经商。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应孙中山之约，汇去五万元。1912-1920年间，陈嘉庚先后在集美创办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1918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华侨中学。1921年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厦门大学。
1937年，陈嘉庚先生领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时间里，共计捐款约15亿元。1940年，陈嘉庚亲自组织并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祖国抗战军民，对重庆和延安等地进行了实地慰劳考察，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并据此在战后作出了政治选择。抗战胜利后，陈嘉庚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49年，陈嘉庚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
——摘编自方式光《“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陈嘉庚是怎样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陈嘉庚的主要历史功绩。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陈嘉庚精神”的内涵。
材料 1854年春，英国为维护自己在东方的利益介入了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历时较长，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英国而言，克里米亚战争成为近代英国陆军军事发展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次战争暴露了英军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英国军中没有护理队、后勤保障匮乏、医疗混乱、士兵地位低下；在恶劣天气的影响下疾病流行，英军战斗力因此被大大削弱等。战地记者的报道第一次让民众了解了士兵在战争中的生活实况，在英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并导致阿伯丁政府倒台。最终，英国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在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和护理学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推动下，启动了军中的医疗改革。
通过改革，南丁格尔在军中首创了近代护理制度，成为英国军队医疗改革的先锋。通过了《陆军医疗保障法》，该法规定：士兵的健康必须与普通病人一样受到尊重和照顾。成立了陆军统计局、陆军健康委员会和陆军医疗部、陆军医学院。这次改革对英国的军队、医疗及世界医疗领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成为英国军队医疗体制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标志。
——摘编自王伟、王艳芬《克里米亚战争背景下英国的陆军医疗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陆军医疗改革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陆军医疗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这一制度创始于商鞅变法之时，当时大约有十几个爵级，爵级上附丽着各种特权，如授予田宅、赎罪减刑等；还可享受多种与平民不同的礼遇，比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树之类，依商鞅之法，即使出身贫贱，只要斩获一个敌方军官的首级，君主就赐爵一级；斩获两个，君主就赐爵两级，所以关东诸国称秦为“尚首功之国”，按照商鞅的规定，即令是宗室成员，如果没有军功，也要从宗室名籍中除名。
——据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秦朝的迅速灭亡给汉朝提供了教训，专任法治的文吏政治用来巩固政权被认为是不可取的。汉文帝时，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之后不定期举行察举选官活动，到武帝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举孝廉”的一种体制完备的制度。察举制的实行，使大量儒生步入行政管理的活动领域……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政治的优良与否取决于执政者道德水平的高低，“好人”们依其德性和权威而进行的管理是最好的管理，一旦有了贤明的君主和一大批的清官，达到天下大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摘编自谷字、房政《试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军功爵制体现了哪一学派的治国思想，并说明实行军功爵制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汉文帝到汉武帝时期察举选官的主要标准，并简析其成因。
材料 1888年3月，刘铭传在台北设邮改总局。这是我国第一个自立的邮政机构，是我国邮政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1886年，刘铭传苦于台湾的通讯落后，与内地的联系困难，上奏朝廷，提出：“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每至匝月兼自，不通音信。水陆电报，实为目前万不可缓之急图。”他一方面积极架设贯通台湾南北的陆路电线和铺设台湾、福建间的海底电缆，另一方面他又以销递迟缓，延误时机，而创设邮政机构，开始了我国新式邮政机构的改革。他以台湾站制为基础，参酌当时海关邮政办法，于1888年11月颁布（邮政条目十二条》和《台湾邮政票章程），创立新的邮改组织。他改旧驿站为邮站，直接隶属邮政局，不再附属衙门机构：所有递送公文一律粘贴邮局发送的邮票，即使衙门发送的公文也不例外；商民便函，也凭邮票传递，收取邮资以信件重量和道里远近为准。为此，邮政局不再像旧式铺递那样仅仅是官方公文的代递机构，而是官民合用的近代邮政机关了。
——摘编自邱江生《中华正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刘铭传进行邮政改革的客观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刘铭传邮政改革的意义。
材料 有人称容闳（1828~1912）的一生就是近代中国艰难近代化的缩影。道光十五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马礼逊纪念学校：咸丰四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返回中国后，容闳曾在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同治三年冬，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为江南制造总局提供了主要设备。同治九年，容闳又向曾国藩提议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此后清廷虽多次派遣赴美留学生。光绪二十四年（1894），身在美国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表示愿回国效力。从1896~1898年间，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但最后却因官场腐败内斗被朝廷否决。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冒险潜逃出京，避居上海租界。之后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和财政界重要人物，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录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容闳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1912年4月21日上午，容闳逝世于美国。
——摘自《耶鲁中国人：容闲自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容闳一生就是近代中国艰难近代化的缩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容闳对近代社会进步能够做出巨大贡献的主观原因。
材料 雾月政变后，拿破仑任命四位法学家组成委员会，着手起草《民法典》。经过法学家夜以继日的劳作，四个月内完成《民法典》草案。拿破仑熟悉古罗马法典，他洞悉人性，思维缜密，时常就草案提出精辟独到的意见。在18个月的时间里，拿破仑以高度责任感和务实态度主持了35次会议，对法典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法典草案经过参政院的仔细审查，又提交各法院以广泛征求意见。1803年3月，立法院通过法典。1804年3月21日，经议会表决通过及拿破仑签署，这部法国《民法典》正式付诸实施。拿破仑以武力征服过许多国家，把他的法典带给那些国家，使当地人民摆脱封建桎梏，对那些国家后来的立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民法典》，不仅崇尚并保障公民的权益，而且为人类走向文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陈良《拿破仑的荣耀——法国＜民法典＞》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拿破仑《民法典》的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拿破仑《民法典》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材料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蒋介石就意识到：若要彻底实现中日战争世界化，中方须配合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而不是坐待他国指挥。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积极的战略导向，迅速决定对德、意、日三国同时宣战，“用意乃在放弃其无关紧要与侵略之德意，而获得利害密切之英俄也，且得对俄对英对美皆有发言之地位”。同时，他召见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戴尼斯，商讨派军入缅援助英国抗日和联合作战等问题，并通过新任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向美国当局转告“对香港已积极增援，对安南亦决进击”。在入缅交涉的同时，蒋介石也与美英两国积极商议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制定全盘战略计划。尽管从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短短十几天的交涉看，蒋介石的战略规划没有取得预期成效，但这些交涉沟通了各方关系，为中国得到来自盟军的武器和其他援助提供了条件。
——摘编自姜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对美英军事合作的构想及交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国民政府的战略规划。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国民政府实施这些战略规划的意义。
| A．一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B．垄断资本主义形成 |
| C．自由贸易政策被抛弃 | D．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
材料 鸠摩罗什（343年-413年），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到长安（今西安），受后秦皇帝礼遇，请入西明阁，先后译出《般若经》《金刚经》等数十部经。其中一些是旧经新译，而鸠摩罗什所译“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服，莫不欣赞焉”。（《出三藏记集》）“佛”在旧经本云“浮屠”，罗什改为“佛徒”，因为“屠”让人想到屠杀，字义不祥；译《金刚经》中著名的“六如偈”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玄奘、义净等译本都是“九如”，相较而言，鸠摩罗什的译本更为精炼，也更朗朗上口，其音译专有名词“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佛经中的大量词语由此开始进入汉语日常表达之中。不过，鸠摩罗什译经，是根据龟兹语音而将梵文佛经对译成汉语，如译“头陀”，据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考正云“杜多”，译为“头”是龟兹语的发音。类似还有如“阿修罗”正音为“阿素罗”，“须弥山”应为“苏迷卢山”等。隋唐之际，从彦琮到玄奘再到义净、慧琳，多以“正梵音”更改鸠摩罗什等人的翻译。到了宋代，人们基本接受鸠摩罗什译词语为一种无可更改的事实。
——摘编自张云江《鸠摩罗什：佛经翻译和佛教中国化的开拓者》
(1)根据材料内容，概括鸠摩罗什所译经本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鸠摩罗什译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