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福泽谕吉（1835～1901年）生于下层武士家庭，13岁才入村塾学习《论语》《孟子》，后进入“适塾"改学西学。他苦学英语，两度访美，游历欧洲，以启迪国民为己任，立志“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遥相对"。他一生不做官，只从事翻译、著书、教育工作，创办庆应义塾（今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思想巨著《劝学篇》。代表明治维新思想主流的《劝学篇》，“以提供民众读本和小学课本为目的"编写，共发行340万册（当时日本人口3500万）。该书反对传统儒学，提倡实学（即写信、算账、物理、地理、历史等）；反对政府专制，提倡四民平等、男女平等；提出“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培养国民“文明的精神"；主张国与国平等，批评中国妄自尊大，并预言要“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摘编自范福潮《福泽谕吉的预言》
材料二 张之洞（1837～1909年）出身官宦之家，13岁中秀才，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探花），仕途亨通，位极人臣。他一生办实业，使武汉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办新式教育，创立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派数百人赴日本留学。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出炉，目的是为申明自己与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区别，以防变法失败殃及自身，最初只印了300册送往北京，进呈光绪帝，分送部分官员，在民间影响甚微（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150万人中才可能有一人读过此书）。该书推崇儒学为正宗，固守“三纲五常"，津津乐道于“中体西用"，视平等、民权、独立、自由等一切有损君权、官权、儒教的变法思想为异端邪说。但他不会想到，他开办的新式学堂成了民主思想的摇篮，训练的湖北新军成了武昌起义的民军，建的枪炮厂为革命制造军火，设计推动的新政加速了清朝覆灭，他成为大清王朝变相的掘墓人。
——摘编自范福潮《清末新政的设计师张之洞》等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福泽谕吉、张之洞二人变法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两本《劝学篇》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
材料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马恒昌和同事们在敌机不断骚扰轰炸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完成了一批军工生产任务。1949年4月28日，“马恒昌小组”成立。小组自成立以来，坚持每周集体政治理论学习制度，通过学习提高了自身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了工人敬业精神和使命感。1950年10月，马恒昌小组随厂迁至齐齐哈尔。在他的带动下，哪里有先进技术和先进操作方法，就到哪里学习取经。通过外出交流学习和文献阅读与整理，他们小组先后掌握了全行业一流的“反菊花顶尖”“滚压刀”“高速切削”技术，被厂里命名为“生产竞赛模范小组”。马恒昌小组还建立了技术和文化的传、帮、带制度，鼓励青年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到工厂技校进修技术，通过组员之间的互帮互助，促进了小组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马恒昌小组平均每年实现技术革新成果31项，特别是为1953年我国第一台万能铣床和升降台铣床、第一台251型橙床等多种产品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马恒昌小组技术水平，始终走在全国机械行业的前列，彰显出大国工匠的创新精神。
——摘编自何强、林萌萌《马恒昌小组工匠精神的时代解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恒昌为代表的工作小组的主要事迹。
(2)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促成马恒昌小组工匠精神形成的因素。
材料 与近代欧洲的历次战争不同，一战的规模、血腥程度及造成的损失，都远远超乎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同时一战也带来了世界格局的结构性转变和欧洲人危机意识。1923年10月1日，奥地利人卡莱基出版了《泛欧》一书，标志着“泛欧”联盟的成立和“泛欧”运动的开始。他呼吁人们支持“泛欧”思想，鼓励人们参加“泛欧”联盟。1924年4月，出版了“泛欧”联盟机关刊物《泛欧》，主要宣传“泛欧”联合思想，报道“泛欧”运动的发展，同时关注欧洲的重大现实问题。“泛欧”联盟总部设立在维也纳皇宫区，最高领导机构是主席团，由主席、名誉主席和财务主管组成，主席不准兼任民族国家内部政府和政党的职务，以彰显“泛欧”组织既超越于民族国家政治之上，也超然于党派纷争之外。截至1928年，“泛欧”联盟在欧洲拥有约6000至8000名成员……国际联盟组织和不少欧洲国家都派出了正式代表参加“泛欧”大会。在“泛欧”运动的影响下，一些欧洲的政治家开始尝试通过“欧洲”的视角来审视问题，酝酿“欧洲”的框架来解决自身安全和发展等问题。
——摘编自李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泛欧”运动的兴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泛欧”运动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泛欧”运动的影响。
材料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崇祯皇帝）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援。或曰：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敞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缴纳粮食等物资），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今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遗筐（箱拒）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遗筐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遗筐；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根据材料，简析黄宗羲认为明朝建都北京的具体弊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黄宗羲主张建都金陵的理由。
材料 王国光于万历五年（1577年）出任吏部尚书，上奏《条议吏治书》，主张官吏选拔与考核不应受个人名声、资历的影响，而应注重真才实学和个人能力，做到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他重视对地方刑捕官员的任用及考核，提出以地方安危为重，应任当其才而不必拘于资格和凭照。他认为均平赋税、扶贫扶弱、抑制豪强使百姓安居乐业是地方官职责所在，针对地方豪强勾结官吏欺瞒隐漏造成赋役不均、税收难征的弊端，王国光认为应对参与其中和徇情枉法的地方官员采取有效的问责手段。对于官吏调处办法，他认为：“如果才力不勘繁剧、别无瑕疵者，方拟调简；其有瑕疵而才力难以遽弃者，拟以降用；调简者，授以相应简僻地方；降用者，不拘繁简，量才铨补，庶器使得宜，而惩过之典亦备矣。”他重申应区别官员任职.地方公务繁简程度，官吏在简地任职，则“事简而功绪易就”；在繁地任职，则“处繁而谤议易兴”。鉴于此，王国光还提出将府州县各地方繁简逐一重新核定，照旧分为上中下三等。万历皇帝对《条议吏治疏》深表赞同，诸条基本被采纳。王国光是明代高官，他辅佐张居正实行改革，对“万历中兴”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栗丽枝《<司铨奏草）所载明万历名臣王国光吏治思想分析》
(1)根据材料，概括王国光的吏治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国光吏治思想的意义。
材料一 如果上帝是造物主，那么达·芬奇对宗教的理解远离教条，比如说，他没有在那些圣徒的头上画上光环。他将基督最后晚餐中的信徒们画得如同世俗之人，他们的形象都是观察路人总结出来的，非常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
材料二 达·芬奇在笔记中写道：“人类的互相残杀将永不停息，人性的残忍不会有一点点减少，人类的暴力将毁灭地球上大片森林。哪怕在得到满足后，人类也不会停止由欲望引发的杀戮、灾难和流亡，人类的巨大骄傲让他们膨胀上天，地上地下乃至水中都将不再有任何可以捕杀和摧毁的东西了。他们将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们的身体将变成坟墓和所有被他们杀害的生灵的通道。”
——以上材料均摘自热拉尔德·斯特尔《达·芬奇的挑战》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达·芬奇的主要观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达·芬奇的思想。
| A．张之洞全力投入维新变法 | B．维新变法承载了多方诉求 |
| C．杨锐代表了旧官僚的利益 | D．维新变法中派系泾渭分明 |
材料 唐太宗即位之初即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认为：“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是民凋”。唐初，对外面对突厥屡次进犯，多采取讲和安抚。国家政令、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如果要改变政令、法令，皆宜详慎而行之。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做数种条。若遇大辟之罪，必须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他认为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是导致隋灭亡的原因之一，所以选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其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
——摘编自《贞观政要》
(1)根据材料，指出唐太宗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作用。
材料 王朴(905- 959年),东平(今属山东)人,后周世宗柴荣继位后,王朴被任命为比部郎中。955年,王朴写《平边策》,提出，“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至于用兵次序,他提出先易后难的原则,主张先攻虚弱的南唐,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完成统一大业。王朴的《平边策》大受后周世宗柴荣的赏识。956年,柴荣南征江淮,以王朴为东京副留守。开封城在他的建设下,街道畅通、壮阔宏伟，宋代的人都说:“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宋初的统治者大体上按王朴的方案削平南北割据势力。此外,王朴还考证雅乐,使得七均、十二律、八十四调再现并留传,著有《律准》行世。
——摘编自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朴《平边策》的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王朴的历史贡献。
材料 1908 年1月由商部参照日本报纸法拟具草案,最后由载沣、张之洞、袁世凯等大臣详加修改,订成《大清报律》45条。因遭到国内外一些报刊的抵制,1910年,清廷重新修订颁布《大清报律》,修改后的报律基本上承袭了原律的法规,对新闻舆论的约束也有所放松。删去了“凡谕旨章奏,未经阁抄、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以及禁止刊登“诋毁宫廷之语”等条款。对报纸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应具备之条件也有所放松,将原律"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改为“剥夺公权或现在停止公权者"不得办报。新订报律客观上适应了清末中国社会的民主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
——摘编自张力军《近代中国的两次新闻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新修报律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新修报律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