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原产于美洲的粮食作物玉米、马铃薯和甘薯，蔬菜作物番茄、辣椒、南瓜等，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带到欧洲，之后传播到亚洲、非洲等其他各洲。美洲作物外传的同时，也有很多欧亚作物传入美洲，主要有粮食类的小麦、大麦、水稻，水果类的苹果、葡萄、甜橙、柠檬，蔬菜类的黄瓜、豌豆，经济类的甘蔗等。除农作物外，欧洲移民还把牛、驴、马、猪、羊、鸡等畜禽传入了美洲，或用作役畜，或用于食用。

材料二   明代的疆域大于宋代，至少增加了西南、河北大部分与东北地区。但是，仅以这些地区生产的粮食，犹不足维持明代中叶以后增加的人口。明代开始，有许多新的农作物引进中国，最为重要者为甘薯与玉米。甘薯“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初入中国时，地方官员当作歌收时的救荒粮，玉米亦是如此。两者皆富于淀粉，可充主食，以补稻米与麦类之不足。且不拘土壤与地形，或可在山地种植，或可在沙地栽培，将过去认为无法使用的土地变为农田。……因为土地使用的方式改变，边缘土地的植被改变，也严重地改变了地貌与生态。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   在中国古代，朝廷为树立官员楷模，激励官员高效勤勉地治理地方，常常借德政颂表彰地方官员。唐朝德政颂已形成固定程式，先序后颂，内容丰富，还原出人物的立体形象。其序文主要介绍官员的身份、家族背景、任官经历等基础信息，最重要的是官员在任期内做出的成绩，内容充实。德政颂所歌颂的对象并非随意确定，必须有可圈可点的政绩。《唐六典》记载，“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中省，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经官方多重查验写就的德政颂，其内容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撰拟德政颂要求作者具有极高的文学功底和文化素养，大多由翰林学士或礼部侍郎完成，代表的是中央政府发出官方对官员的赞赏。因此德政颂兼具颂文的华丽铺陈之美和公文的真实性与实用性。唐代德政颂包含了百姓的评价和帝王的考核两种标准，但最终被确定为歌颂对象的官员必须符合官方的管理需求。唐代德政颂所记载的地方官员的事迹和为官品质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对今天的地方治理也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摘编自陆婷婷《唐代德政颂与地方治理》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材料一   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古雅典就逐步确立和实施了奴隶制民主共和政体。其监察体制可分成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民众大会（公民大会），民众大会本身是国家权力机构，同时也是最主要的监察机关，随时可以对行政官员实行弹劾和惩罚，认为其有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民自由等行为，就可以提交民众大会全体举行表决，如多数通过，则对其实行放逐。二是500人会议，在没有召开民众大会期间，500人会议承担着对国库、国家印玺和政府官员进行监察的职责，同时也负责监督民众大会通过的各项法律的准确执行。三是陪审法庭，其主要是司法机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行使着监察机关的权力，对行政官员的活动实行监督。

——摘编自王晓天《中西古代监察制度之比较》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套立体监察机制，主要包括行政监督和群众监督。行政监督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区、村镇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区、村镇监察委员会职责是监察区、村镇的财政，向区、村镇居民纠举行政官员的违法渎职行为，区、村镇民大会可依法罢免渎职官员。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由各级参议会对各级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参议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依法享有选举、罢免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高级法院院长，监察弹劾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公务人员，制定法规等职权。群众监督，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主要通过批评、建议、控告等方式进行。为了发挥广大民众的监督作用，还成立了乡村民代会负责选举、罢免区长、弹劾行政人员、审查区公所开支和督促检查区所对区民代表会议之执行事项。

——摘编自《中国抗日战争史》

材料一   秦末战乱，刘邦初入关中，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西汉建立后，“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拾取）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当孝惠、吕后时，“萧、曹为相，镇以无为，刑罚以稀”。汉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廷尉，疑案由民众议决；汉景帝怜悯受笞刑者非死即残，诏令减轻笞刑。汉武帝重用张汤、赵禹之流的酷吏，连造新法，规定：司法官员如果犯下执法苛刻的罪责，则从宽处置；司法官员如果对罪犯开释不疑，则视为故纵而诛之。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摘编自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三，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四十八

材料二   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初级律师约翰库克被任命为副总检察长，肩负起主导起诉的重任。在标题为“关于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的公诉词”的公诉书中，库克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控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于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命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材料一   庚子之乱后，清廷和时人自觉“时局艰危”，外交体制改革再度成为变法的议题。从各省督抚、驻外公使、御史翰的分奏，到南、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的联街会奏，再到光绪帝的朱批着交外务部和政务处的议复……重点均在于如何选用和培养外交人才。袁世凯更注重外交职官体系内部的人事升转之途，重官制；张之洞、刘坤一更着眼于从外部的“游历”“游学”来广泛培养洋务人才；外务部强调其对外交人事的把控。时人改革“洋务性外交”的看法大致是“以同而异”的，也恰是这种“以同而异”的共识或可在大方向趋同的前提下丰富改革的路径与知识，达到“同而能异”的效果。大多数时候，某种“新”观念由最初发生到共识的形成，再到相关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材料二   1864年，《万国公法》汉译本面世，国际法开始系统、正式地传入中国。此后在丁韪良等传教士的引领下，江南制造总局、湖北官书局等机构翻译了大批西方国际法著作。尽管意识到“强则可享国际法上的利益，弱则国际法并不可恃”，清政府依然有意识地将国际法规范运用到中外关系的处理中。1874年，台湾琉球漂民案中，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权力中枢保守地要求日本遵守修好条约，而不少知识分子和闽台官员却明确提出要以国际法处理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申明中国在台湾全境的主权，要求日本退兵。此后的马嘉理案、曾纪泽伊犁谈判、中法战争等涉外交涉中，均援用了国际法。这些公法外交实践涉及领海、最惠国待遇、使领制度、局外中立、宣战等，大都取得一定的效果。

——摘编自张卫民《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材料一   在唐代，吏部针对官员的考核，设置了考功司，将品德与任职态度方面的“四善”作为考察官员最重要的内容：“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规定各类职务的最佳业绩标准，称作“最”。每年考核，公示结果。考核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居官饰诈，贪浊存状，为下下。”“善”是获得薪酬奖励与迅速提升的关键，唐朝政府阐明了职官管理“能上能下”的原则。

——据《新唐书》

材料二   18世纪80年代，英国国会就针对政府机构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某些改革。但真正有意义的文官制度改革是在19世纪中期，它是在自由主义者极力敦促和主张下进行的。1848年以后，英国政府财政官员届维廉、诺斯科特花了大量时间，对英国文官制度的现状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于1853年底拟订出《关于建立常任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提出了祛除恩赐制弊端：实行政绩普升制，奖优汰劣，奖勤罚懒等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诺斯科特、届维廉等人希望通过这一制度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政府工作功能。

——摘编自《斯科特一届维廉报告出台原因初探》

材料   春秋时期，晏婴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认为周礼能“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孔子首次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在他看来，人在其本性上原本相差无几，只是由于后天习俗的不同导致彼此道德品质的差别。因此，孔子认为，要想达到“仁者”的理想境界，关键在于个体的内心自觉，“我欲仁，斯仁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侧重于要求社会关系双方对己克制权利的索取、对人克尽义务的相互性。《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人必须“以诚载道”方能与其他人和谐相处，并认为“民无信不立”，必须“言而有信”“敬事而信”方能立足社会。

——摘编自周庆玲《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