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国王制定并颁布的，是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的法典。《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共和时代前期的法典，是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古巴比伦尽管比古罗马早一千多年，可是两者同处于奴隶制历史阶段。《汉谟拉比法典》与《十二铜表法》不仅作为奴隶社会的法律制度而存在，而且在法律文化上也是属于初始时期。但是，建立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古巴比伦与古罗马法律文化各有特色。古巴比伦的法律文化带有农业文化色彩，古罗马的法律文化却有较多的工商文化色彩。《汉谟拉比法典》是案例汇编，缺乏法的抽象，法律规范程度偏低。《十二铜表法》条款的制定从法理角度加以抽象，不是参照某一案例，具有普通性意义。《汉谟拉比法典》表露了汉谟拉比王的志高气扬，突出了政治伦理价值取向，《十二铜表法》重视保护私有财产权，反映出经济价值取向。总之，《汉谟拉比法典》适合于古巴比伦奴隶制社会，却因其保守成为阻碍古巴比伦社会发展的紧箍咒。《十二铜表法》反映了古罗马的政治经济需求，大大促进了罗马社会的发展进步。

——摘编自夏祖恩《（汉谟拉比法典）与（十二铜表法）比较论略》

材料一   江西按察使凌在《西江视臬纪事》一书中，回忆了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他在江西的任职经历，其中不乏对清朝乡村治理的看法。他针对当时流行秘密宗教，建议“凡寺院歇店等处，如有容留来历不明之人，保甲一并惩处。”他发现约长宣讲《圣谕广训》成效不大，提出各州县要“勤于宣布”，“不难易俗移风”。谈及江西推行族正制的情形，他指出族长未必都是公正之人，最好在族正之外另设族约，以举、贡、生、监中下层士人担任最佳。他认为治理宗族和乡村主要靠教化，不能给予宗族和保甲太大的权力，不能使之成为摆脱国家的乡村自主力量。

——据凌《西江视臬纪事》等

材料二       雍正四年，族正制作为保甲的一环出现，保甲、乡约渗透到宗族中，称为宗族的保甲乡约化。学者常建华根据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他查阅了乾隆六年二月广东按察使潘思榘奏折、乾隆十五年广东督抚批准该省《设立族正副约束子弟总理尝租》的文件，认为广东族正是作为保甲系统设立的。他通过研究乾隆七年江西巡抚陈宏谋推行的族正制，指出族正由宗族内部选举出来，经州县“查验确是”，给予牌照产生，族正的首要职能是讲读《圣谕广训》。

——据常建华《清朝大历史》

材料   曹操，字孟德，在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中，逐步扩充了军事力量，并参加了讨伐董卓的战争。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在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后以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先后打败袁术、张绣、吕布等割据势力。建安五年，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逐渐统一北方。其后，曹操进位丞相，亲率大军南征，败于赤壁。后进封为魏王。子曹丕在他死后即代汉称帝，追尊他为魏武帝。曹操执政期间，推行屯田制，广兴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废止汉代的赋税制，颁行租调制，促进了北方自耕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立士家制度，保障了兵员的供给。提倡“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招揽了大批人才，打破了世家大族操纵选官的局面，抑制了豪强大族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当时曹魏统治区域内出现了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良好局面。针对有人言曹操有“不逊之志”， 要求其放弃兵权和权位，他亲撰《述志令》表明：“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据郭东旭等主编《丹青难写是精神》

材料   魏末以来，百姓“唯兵革是闻”，统治者“惟刑罚是用”。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宇文泰接受了苏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的建议，改革诏书中首先就强调“先治心，敦教化”。与此同时，宇文泰又提出“恤狱讼”，要求治狱之官务必“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宇文泰用人上有一个明显特色，不论原先属于哪个集团，不论民族、出身，量才而用，一旦任用，以诚相待。西魏还将役龄由十五岁改为十八岁，并规定“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在革新政治的同时，宇文泰在思想文化领域还进行“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的革新运动以倡导儒学。

——摘编自施光明《宇文泰改革评析》

材料一   唐朝开元初年，长安有许多外国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有个名叫三卫的人来到长安卖绢，“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长安富商窦义经常施钱给胡人米亮，并将钱存在西市柜坊。当他听米亮说崇贤里有小宅出售时，窦义在“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值出钱市之”。

——摘编自《广异记》《乾馔子》等

材料二

——根据钱亦石《近代中国经济史》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