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风即社会风尚，是指某一时期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民众共有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汉代的“山东”、“山西”，又称“关东”、“关西”，乃是指华山和函谷关东西之地。山东主要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以及湖南、湖北诸省；山西主要包括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在西汉的四十六位丞相中，仅有李蔡、公孙贺等极少数人出身山西，且这些人也大多是以军功卓著登上丞相之位的。山东丞相至少有将近四十位，且大都是治国理民的文臣。秦代和西汉时期的将领，除开国功臣之外，大部分是山西人。“秦将军白起王翦。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

——摘编自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

材料二   西汉疆域图

材料   国家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社会发展到“复杂化”阶段以后才产生的。有的国家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原创的国家可叫做原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学习模仿别的国家建立的，可叫做次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在旧的国家被摧毁后重新建立的，可叫做再生国家。综观中华大地，无论是华夏汉民族的原生国家、少数民族的次生国家，还是各种类型的再生国家，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既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也与欧洲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不同，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受到后代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天下大治的盛世，都是因为国家得到有效的管理而出现的，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例如，秦朝、王莽的新朝、西晋、隋朝都是大一统的帝国，然而却都国祚短暂。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和朱棣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也不是因为他们顺天应命，更不是因为他们服从了历史规律或适应了历史潮流，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在战略和战术上战胜竞争对手，并且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

——摘编自叶文宪《中华古代国家创生演进的独特路径》

材料一   顺治四年(1647)，清朝对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进行诏谕，“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当时，越南境内存在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等割据政权。在清朝军事威胁和政治招抚下，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惠于顺治十六年(1659)率先向清朝遣使投诚。顺治十八年(1661)高平莫氏向化投诚，遣使入贡，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正式与高平莫氏建立藩属关系。康熙五年(1666)，康熙帝遣使“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至此，清朝分别与高平莫氏和中兴黎朝建立藩属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双重承认”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单一藩属关系。

材料二   光绪八年(1882)二月，法国派兵由越南西贡进发海防(越南北部的沿海城市)，引发北圻(越南北部地区)危机，在清廷引发保藩与弃藩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以两广总督张树声、两江总督左宗棠、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大员主张保藩固圉，认为“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门户危则堂室震”。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四川总督丁宝桢、广东巡抚裕宽、云南布政使唐炯等则认为出兵越南不符合“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藩属体系原则，且越南与法国立约，“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加上在此之前清朝已经见识过英法殖民者的船坚炮利，“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窃谓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最终，光绪帝采纳了保藩固圉的政策，一方面增加兵力，借剿办土匪为名，出关驻扎越境，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帮助越南抗击法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红云《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材料   茶馆作为成都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间，经常代表这个城市的形象。晚清以来，政府以维持公共秩序为借口，颁发各种禁令和规章，加强对茶馆的控制，限制对茶馆这种公共空间的使用，或把这些空间置于国家的监视下。出现以下情境：

情境一；1903年，制定《茶馆规则》，要求所有茶馆必须向警察登记，不得涉赌、斗雀，不允许秘密会社摆码头；说书人应向警察禀告，不得“演说淫邪妄诞之事”：茶馆桌椅不得摆放太密，不得放在檐外，以侵占官街。1911年5月底，茶馆不再只是人们闲聊的地方，而且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来碗茶”的吆喝，既是激动人心演讲的开始，吸引了三教九流，一小撮变成了一大群，一些人甚至站着听人们辩论，人们关心铁略国有化和对外贷款的问题。这场散了，他们又到另一个茶馆听辩论。

情境二1922年某天，两个老人在茶馆闲聊，一个说：`近来世界新、潮流新、学说新、名词新，我们不会跟倒新。又有笑无旧可守，只好听他罢！”另一个回答：“我看近来说得天花乱坠，足以迷人眼睛，眩人目，惑一些血气未定的青年。稍明事体的，都知道壳子话，骗人术，你这么大的岁数，还不了然吗?辛亥年耳内的幸福，到而今你享足没有?又有种种自由，你乡下大屋不住，搬到省末，就不敢回去，究竟自由不?热闹话我听伤了，如今再说得莲花现，我都不听”。

情境三国民党四川党部制定了《茶馆宣传实施计划》，把茶馆作为重要宣传阵地。令各茶馆悬挂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袖画像，设置讲台，配备黑板、国民党党旗、国旗等。针对在茶馆黑板上所写的内容.，设立了“省动员委员会”，每周发布“时事简述”。1941年6月20日的，实简述有三条新闻：第十条只有两行，关于欧洲战事；第二条稍长，关于在两湖战场中国的胜利，报告多少日军死伤；最后一条关于外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500万英镑贷款协议，以及美国拒绝与日本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情景四.抗战结束后不久，成都地方政府发表五条命令‘一、严禁军人及非法团体在旅店茶社聚众开会。二、严禁不孝之徒在旅店茶社聚众赌博。三、严禁非法分子聚众讲理吃茶，扰吼公共秩序。四、凡有损毁旅店茶社深物者，应照价赔偿。五、凡违犯上列各项者，决予以从俨究办。’茶馆成为普通人发泄对现实不满的地方，当人们变得愤怒，声音越来越高时，茶馆老板会赶紧过来，“小心！墙壁有耳”。休谈国事的告白贴在每个茶馆处。

—摘编自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