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日耳曼人建立的西哥特王国经济社会生活的进步，各族人之间逐渐寻求一些共识性法律原则和精神，这些共识日久天长后便又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自7世纪以来，西哥特王国历朝都力求制定一种既适用西哥特人又适用罗马人的普通法，因此，不断编撰法典。这些法典移植了《民法大全》中的具体法律条款。这种普通法体系表明：一方面是封建王国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对罗马人的让步；另一方面是随着哥特人受先进地区罗马文化熏陶的加深。公元895年特里布宗教大会又允许在婚姻等方面共同采用教会法规定的原则。公元932年版本的《西哥特法典》成为推行普通法体系的大成。
——摘编自张学仁《浅谈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融合》
材料二 拿破仑法典以立法技巧新颖，编排合理，逻辑严谨，概念清晰，语言简明而著称。法典颁布后，不仅适用于法国本土，而且在被征服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意大利、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家大力推行，并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荷兰、丹麦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东欧、亚洲的日本等国的立法，都曾以这个法典为范本。恩格斯曾经指出：“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撰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
——肖仪《〈拿破仑法典〉的阶级实质》
材料三 西方法律认为公正的司法程序要求在整体上，裁决活动不能偏向诉讼任何一方，裁决活动不应压抑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纠纷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彼此都拥有相等或对应的诉讼权利义务。诉讼各方当事人在裁判者前面应有充分的机会、充足的手段陈述自己有关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主张，以维护其权益。
——摘编自左卫民《公正程序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西哥特王国建设“普通法体系”的历史背景。指出日耳曼法的发展在法律方面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拿破仑法典成为“基础法典”的原因，指出拿破仑法典对近代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指出“公正的司法程序”应坚持的原则，结合所学指出西方法律体系中维护司法程序公正的制度。
材料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段话出自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而不可谓之变政”.这一类变化，虽有图强的意图，然而触及的仅仅是局部东西，“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在列强环伺之下，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已为世人所易见。
——摘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如何使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摘自纪思《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
材料三：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一场变法可谓惊天动地，中国历史上只此一回”。然而，对商鞅及其变法的评价却是言人人殊。①从汉武帝开始，汉代“学者耻言商鞅.”，商鞅变法饱受批评。②商鞅学说从阴暗之处重新回到明亮的历史舞台，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商鞅的强国之道又焕发出了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举国争说法家。
——摘编自王晓荣、赵进《民本观视域下的商鞅变法评价》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康有为提出“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一观点的原因，指出“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近代改革的新主题。
(2)根据材料二，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观点，并指出新中国初期我国体现该观点的实践探索。
(3)从材料三中选择一种观点加以阐述。(要求：结合商鞅变法的内容、影响以及评价者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527——565年）被认为是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为总结古罗马的统治经验，特成立罗马法编纂委员会，由法学家特里波尼安领导。编纂的所有法律文献统称《罗马民法大全》，这部法律肯定皇帝的专制权力，把皇权视为至高无上。
——吴于廑等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
材料二 随着新的经济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法国遂成为复兴研究罗马法的中心，这一转移使罗马法对法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启蒙思想家高举“民主、自由、平等”之大旗，以自然法理论为武器，同中世纪以来占据统治地位之神学政治论相抗衡。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为保住大革命胜利果实，在拿破仑直接领导下，《法国民法典》终于诞生了。
——摘编自邓慧、袁古洁《理性法典化运动背景之探讨及其借鉴》
材料三 国际法是支配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保障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限制掠夺战争的发生，减轻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国际法应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由与会各国共同确定，一经确定，各国不论强弱大小，都必须服从国际法的约束，不得以国内法为借口违反国际法的规定；国际法的前提是国家主权，任何国家的主权不受别国的意志或法律的支配。格劳秀斯还拟定了国际法的一些具体条文，如：交战双方均不得杀害平民、儿童等非作战人员；也不准抢掠他们的财产；不准杀害、虐待停止抵抗的战俘；保护交战双方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及财产；等等。
——摘编自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
(1)阅读材料一指出《罗马民法大全》包含的法律文献，并结合所学概括该民法大全的历史地位。
(2)结合所学指出《法国民法典》颁布的时间，根据材料二概括该法典“终于诞生了”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格劳秀斯国际法主张体现的基本理念，并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战争与和平法》的历史地位。
①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是背景之一
②失败原因之一是变法触犯了守旧势力的利益
③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④清末新政部分实践了其改革内容
| A．① | B．①② | C．①②③ | D．①②③④ |
材料一 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
——摘引自[唐]杜佑《通典·选举典》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不列颠傲然成为“世界工厂”。工业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从当时最有影响的功利主义观点出发，要求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两党制度形成后，某党一旦掌权，极力安排本党骨干分子，占据要害职位，编织关系网络，而另一政党上台后如法炮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政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成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备加关注的问题。恰巧，19世纪前期印度殖民政府和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先后进行改革，它们的一些有效措施，如实行公开竞争考试选拔人才、奖优汰劣等，为全面实行文官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一场多国战争成了文官制改革的催化剂。
——摘自阁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 从孙中山的政治构想，到北洋政府的肇建，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推行，近代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绵延三十余年，仅就纸面上的法规而言，是逐渐向西方现代文官制度靠拢，围绕着这套制度而制定的种种法规和组织系统基本合理。
——秦昊扬主编《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研究 1912-1949》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述隋唐时期“以进士为士林华选”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并指出唐朝官员考核的标准。
(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英国文官制度建立的背景。结合所学，指出奠定英国文官制度基础的文件名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国民政府时期官员选拔制度落实孙中山文官考试思想的举措。
材料一 唐代官场首重门第。五代门第观念消退，王朝决策权掌握在一批靠个人能力上台的文吏型官僚手中，他们的“家世背景逐渐淡化而个人因素相对受到重视”。宋代文官普遍以个体形式入仕，官员个人的出身问题遂日渐凸显。南宋孝宗时，蔡幼学在殿试策论中写道：“文武之别，有出身、无出身之辨，在古盛时，未闻此法。”南宋中后期官员李曾伯在《谢潼漕请举》中亦云“盖官版虽登，尚以出身、无出身之异”。这反映出在当时官僚群体内部，“有无出身”是一条重要分界线。
──周佳《宋代科举政策背景下的“出身”含义变化》
材料二 它（科举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其流弊日深。特别是道光、咸丰以后，一方面列强的入侵，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不足以应付“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西方文化的输入、师夷长技思想的影响，促使一批忧国之士认识到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一批新人开始对科举制度展开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有人开始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也有人开始对沿袭了千余年的考试制度进行大胆的变通和探索。
——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三 德才兼备、以德为首是孙中山选拔人才的标准。他说“当议员或官吏的人，必定是要有才、有德、或者有甚么能干，才能胜任愉快的。”又说：“有才有德的人才能当我们的公仆。”
——房列曙《论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
(1)根据材料一简述唐宋选官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该变化出现的制度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道咸以后科举制度受到抨击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简述清朝末年清政府对科举制“大胆的变通和探索”。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并指出其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英国文官制度的这种纯粹的职业性还是非常有理由值得其他实行不同制度的国家妒忌的——它能让政府在交替过程中产生的脱节减到最小并保持最高的效率。
——［英］玛格丽特•撒切尔著，李宏强译《唐宁街岁月》
材料二 以1855年英国颁布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枢密院令为标志，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公务员制度诞生并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到1927年，“吾国政治恶劣，强半由于官吏贪墨，贿赂公行”。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用考试录用和有效的管理方式澄清吏治，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必然成为其亟须进行的事务，正如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报告辞中指出的那样，“至于我们今后实行总理所定的考试制度，当然是为的拔取党国的人才而考试，为的澄清全国的吏治而考试，为的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而考试”，由此中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具备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摘编自张玲《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制度建立的背景》
材料三 中国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这是由于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分野，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实行“两官分途”；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
——摘编自俞悦《从英美文官制度看中国“公务员”热》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写出英国文官制度确立的时间，并分析英国文官制度让“其他实行不同制度的国家妒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制度建立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并对比中国现代公务员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有何不同？②指出中国现代公务员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趋势和意义。
材料一：隋唐的中国的是一个庞大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中国以其文化与经济的优势支持了军事活动，一度将北边游牧民族压服，形成一个无可匹敌的大帝国。经由羁縻州府结合外族的帝国外围，经由册封制度吸纳邻近国家依附于帝国体制。然而，更外一层则是吐蕃一类独立的势力，时友时敌，和战不定。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世界，与先后由波斯、大食为核心的中亚及西亚，在中亚颇多接触，国际上也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发展为多角的关系......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1816年）阿美士德担心如果拒绝行叩头礼，清廷会对小斯当东、对广州商馆留有不利印象，以至于产生不良后果。使团成员的小斯当东则坚决反对大使行跪拜礼。他认为，如果不考虑对中国仪式的反对意见，就会对先前马戛尔尼使团的声誉造成伤害，东印度公司的在华贸易利益也不可能会得到实现，抛开这些，行叩头礼也是对国家荣誉和尊严的牺牲，英国将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来获得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
--巩树蓉《小斯当东与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材料三：阿美士德访华使团结束后，阿美士德曾于1823年至1828年出任印度总督。他通过第一次英缅战争，迫使缅甸贡榜王朝割让了阿拉干，德林达依和阿萨姆。
--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
(1)根据材料一回答隋唐民族关系的三种类型并分别举例说明。指出中国与大食国交往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2)请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中国在与他国交往中，为何坚持要求他国行“跪拜、叩头礼”？根据材料二概括小斯当东为什么坚决反对“中国跪拜礼”？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建立起怎样的外交制度？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第一次英缅战争是在欧洲各国建立的何种国际关系体系背景下爆发的，该体系有何特征？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国际法应用角度分析西方国家有不同态度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材料二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绅主要来自于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前官僚、尚未入仕的士人。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制（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灾荒之年出面与政府协调要求以减代赈、减免赋税等，同时兴办赈局、义庄，救济乡里。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乡村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
材料一
| 《论语•宪问》：“一匡天下” |
| 《墨子》：“一同天下” |
| 《孟子》：（天下）“定于一” |
| 《荀子》：“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服从” |
材料二 唐朝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令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明末清初顾炎武在《郡县论》中也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1)根据材料一,指出表中思想家的共同主张，结合所学，分析这种主张形成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这两位思想家的共识，结合所学，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简要分析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坚持推行郡县体制的原因,并简述其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