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清王朝的衰败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获得的新力量来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部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材料一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摘自《史记·高祖本纪》
材料二 千年之后的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对萧何营造豪华未央宫的理由进行了批驳：“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镇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训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侈乎？孝武（汉武帝）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酂侯（萧何）启之也。”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说明汉高祖对萧何营作未央宫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和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司马光对萧何营作未央宫的看法。
材料一 自17世纪起，大批旅游图册的出版与热销帮助欧洲人建构了相对系统完整、全面清晰的“中国图像”，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满足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此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与时尚资讯的迅速传播，时装版画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与世界服饰文化的平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中，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东西方服饰贸易出现了繁盛局面。来自异域的新鲜生活信息与时尚潮流资讯伴随着借助海洋贸易流入的大量东方服饰纺织品向西方扑面而来，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服饰纺织文化与相应的“衣冠之制”。
——摘编自宋炀《17—18世纪东方国家外销服饰纺织品与近代世界文化建构》
材料二 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清政府不断颁布的“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障碍。1791年，英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中英双方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了。
——摘编自胡良益、潘天波《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18世纪东西方服饰贸易繁盛的原因以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英冲突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评析。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 中国古代思想家有诸多朴素的收入分配思想。孔子曾提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观点，其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孟子的收入分配思想以施行“仁政”为核心，认为统治阶级“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孟子认为，“氏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己”。韩非子主张通过严格的赏罚措施实现社会财富增长目标。韩非子认为社会中存在贫富差别是合理的，同时呼吁减轻民众的徭役，认为应实行“论其赋税以均贫富”的财税政策。韩非子的见解从主观上看是为维护中央集权服务的，但是减轻徭役也确实可以增加民众的收入。
——孙浩进《中国古代及近代收入分配思想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思想家关于财富分配的主张及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思想家关于财富分配主张的现实启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贵族都豢养大批门客为己所用，秦国更是一个将客卿选官制度实行较好的国家，如公孙衍、张仪、吕不韦、王翦、李斯等人均是由客卿出仕的典型人物。客卿选官制度是在选官层面上对世卿世禄制度的一种挑战，然而这种挑战并未对世卿世禄选官制度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材料二 《商君书·赏刑》言：“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王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自武帝初立……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罢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王凯旋《“崇文”抑或“尚武”—秦汉选官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至秦代进入秦的官僚体系的途径及其制度依据。(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秦汉选官思想的变迁。
材料 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颁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称冷战结束后，文明之间的斗争将取代意识形态斗争，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冲突。1996年，他直言“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亨廷顿强调，西方文明将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就伴随着争议和批评。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夸大了文明间对立，过分强调文明间冲突的一面。
——摘编自张旭鹏《“文明冲突论”逃蔽了冲突的本质》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评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要求：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表述成文，史论结合）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 不可否认的是，战后国际秩序依然主要基于西方为主的人类历史经验，特别是战后经济秩序基本由西方主导，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设计过程中，该秩序也并非通过民主程序，而是由少数大国发挥主导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存在某些负面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便会制约甚至损害战后国际秩序有效发挥积极作用。
——摘编自姚遥《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亦可提出自己的观点）材料 16世纪，英格兰社会发展显著，但中后期也出现诸多问题，有学者描述为“都铎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贫困人口增多，流民已然危及社会秩序，有学者估算，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城镇贫困人群占总人数的5%~22%。因气候变化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粮食减产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让一部分人沦为“食不果腹”的穷人；部分乡村之人流离失所，对民众心理造成很大冲击，甚至引发了小规模的骚乱；物价上涨直接降低了“工资”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当时此类人口的数量不容低估。
一直以来，基督教会是英格兰社会的贫困救济机构。基督教会不仅有救济的道义，还有固定的经费来源。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编撰的《教令集》，对教会财富用于救济穷人做了详细规定。这种情况在16世纪中后期发生了变化，1547年，伦敦市议会决定向市民强制征收济贫款，取代原来的星期日募捐筹款方式，以此为开端，诺里奇、约克等城市都开始了济贫税的实践。虽然各有特点，但共同点都是以堂区为单位，向居民和在此拥有地产者强制征税，用于救济本地的贫民。至此，济贫税作为一个新税种，首度出现在议会通过的法令中，具有了法律效力，作用于英格兰全境。1598年，对《济贫法》做了修订，明确了征税人员的职责。1601年，再次修订《济贫法》，又一次确认了这些原则。此次《济贫法》规定的征税原则，尽管有所改动，其有效性一直持续到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这些地方的济贫实践，为王室政府制定《济贫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摘编自张殿清《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世纪英国出现“都铎危机”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英国应对都铎危机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