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为秦连横，说赵 (武) 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献书于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于天下山东。弊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举巴蜀，并汉中，东收两周而西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辟远，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钝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迎战邯郸之下。愿以甲子之日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臣先以闻于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以为从者，恃苏秦之计。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覆齐国而不能，自令车裂于齐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魏称为东蕃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求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岂可得哉？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遇于渑池，面相见而身相结也。臣请案兵无攻，愿大王之定计。 ”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相，专权擅势，蔽晦先王，独断官事。寡人宫居，属于师傅，不能与国谋。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浅，私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愿变心易虑，剖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而适闻使者之明诏。”于是乃以车三百乘入朝渑池，割河间以事秦。

(节选自《战国策，魏策三》)

文本一：

砸缸的人

申平

哐啷！一声响亮，那口大缸便被砸破了。缸里流出来的，不仅是水，还有千古流传的故事。砸缸少年一举成名。

多少年以后，那位少年已进入老年。在当年被称为西京的洛阳城里，在一处简陋的宅院前，他，又站在了一口缸前。

这是一口被金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缸，是他的老管家背着他，同意人家安放在这里的。安放者什么也没说，只留下一张“门状(名片) ”就走了。“门状”上的字也很简单：翰林学士王拱辰。

王拱辰，他当然知道。这人在仁宗皇帝时代和自己先后中进士，并因在殿试时勇敢说出考试题目他以前曾经做过，被赐“诚信状元”称号。后来曾出使契丹，以学识阻止战争。在神宗皇帝时代，他也和自己一样，因反对变法，受到王安石的排挤。

上午，王拱辰登门拜访，老管家也曾通报。那时候，他在地下室里正文思泉涌。听到王拱辰的名字，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拒见了。一是他的确没工夫，二是他早就知道，现在的王拱辰已经不是过去的王拱辰了。听说他在洛阳最繁华的地段，一直在修建一座豪宅，光中堂就有三层楼高，巍峨壮丽。不怪人说“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现在，司马光绕着那口大缸，驴拉磨一样转了几圈，又伸手去撕被金纸包得紧紧的缸口。但是那金纸很厚，还在缸沿儿上箍了一道铜丝，把金纸绷得鼓面一样紧，人手根本抓不住。推一推，重如泰山，敲一敲，闷闷地没有声响。

这缸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你去，给我找一块石头来！或者，是一把锤子。他转头对老管家下达了命令。

但是老管家却没有动，他嗫喏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说：君实秀才，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来口风水缸，你要砸……不好吧？

不好？有什么不好？他鼓起眼睛问老管家。

这个是聚财的，老管家说，你看咱家，也太穷了吧。夫人有病，都没钱抓药了。

人穷不能志短、乱收东西，非君子之德也！再说，我也得知道这缸里装的是啥呀！

人家说了，十日后方可打开，否则就不灵验了。

以下几天，司马光的生活完全被门外那口大缸打乱了。以前他总是一更睡，五更起，直接到他那间地下室里去编修《资治通鉴》，可以说是心无旁骛。但是现在，那口缸却不断在他眼前是来晃去。送缸人的用意，缸的内容，都开始让他分心。

而且，自从这口缸安放到他家门口以后，前来拜访他的人不知为什么络绎不绝。

后来他接到京城一位朋友的密札，才知道自从哲宗皇帝继位之后，便由最信任他的高太后辅佐朝政，人们疯传，他即将奉旨进京去当宰相了。

怪不得……

五天以后，夫人不幸去世。也不知道一下子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人前来吊唁，而且人人都不空手。悲伤之中的司马光让老管家把所有的礼品财物都登记造册，一点不动，然后他悄悄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五亩地典当了，开始为夫人准备后事。

出殡那天，路两边人山人海，有人竟然喊出了“司马相公”的口号来。

司马光分明感觉到，正有一口无形的大缸，铺天盖地向他的头上扣过来。这口缸比王拱辰放在他家门口那口缸还要神秘，还要危险。这两口缸最后叠加在一起，悬在他的头上，直搞得满腹经纶的他六神无主，坐卧不安。他知道，他必须马上砸缸了。

但是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人支持配合他。他想在院子里找个铁器，或者找一块石头，根本就找不到。老管家，还有他的养子司马康，早已带人坚壁清野了。

砸个缸，居然这么难，不然……不行！这缸非砸不可。否则，我这一世英名，就要毁于一旦了。

凌晨，天刚微亮，官道上就有一个老者走走停停，寻寻觅觅。最后，他怀抱一块石头，一步步走回自家门前，他气喘喘地把石头举起来，对着那口大缸用力砸去。

砰！第一下，竟然没有砸破。石头反弹，险些砸到他。啊，这缸难道真是铁缸？

管他！再砸！哐啷，缸破了……

天亮了，许多人聚在司马宅前看热闹。但见那口大缸里流出来的，果然是黄白细软之物。残缺的缸上还摆着一份礼单，写着一行大字：司马只要清白，钱财自来认领。

文本二：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中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之，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摘自《宋史》)

材料一：

风筝在古代书籍中叫风鸢，用木料为主制作的叫木鸢，以帛或纸做成的叫帛鸢或纸鸢。曹雪芹在《南鹞北鸢考工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观夫史籍所载，风鸢之由来久矣，其可征者实寡，非所详也。惟墨子作木鸢，三年而飞之说，无或疑焉。盖将用之负人载物，超险阻而飞达，越川泽而空递，所以辅舆马之不能，匡舟楫之不逮者也。揆其初衷，殆欲利人，非以助暴，夫子非攻，故其法卒无所传。”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前人在考证风筝的制作年代上已推到春秋时期墨子以前，甚或还要远得多，只是没有文献可以考据，无法加以论断。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墨子创作木鸢是为了用以负人载物，从空中飞往要去的目的地，想把风鸢发展成为飞行工具，限于古代不具备应有的条件，所以没有成功。

以后的年代，兵家利用风鸢作测量或传递信息的事例不胜枚举，散见于多个历史时期的记载中，这些纸鸢都要求灵活变动可以操纵，从而向“运动类型”风筝这一支流发展。清代军事组织“八旗”间仍保留着其特殊扎糊技法，只是不允许在市肆坊间售卖。这种军事专用风筝可以单线操纵，用以传递信息，越过敌人阵地，把书信传递给自家友军，并把回信再带回来。这种具有特殊放飞功能的风筝由两个风筝配成一套，一静一动，静的是要能“钻高”，加上“吊环”，把另一风筝的主线穿入被固定的吊环内，使这“吊环”升到敌人弓箭射不到的高度。然后，把另一只灵活善动的风筝也放起来，加以操纵，使它上、下、左、右、斜飞、横飞、下扎、上翻。用于军事的风筝要求放飞者技巧极其熟练，还要善于辨识风力的变化，放飞风筝的两个人各自放飞自己的风筝，但又要相互配合默契，才能使风筝成为军中送信取物的工具。在南宋时，人们喜欢在杭州西湖堤上放飞此类风筝互相缠绕搅斗，以决胜负为趣。

南宋为避开金人的侵吞，偏安建康，把北宋的风筝工艺带到江南。那里的气候湿润，少烈风多和风。因此，江南的风筝多为仿生型风筝。形神兼备，动态逼真，多以鹞子的轻巧灵活的动态作为模仿“标的”。南方至今仍把风筝叫“纸鹞”或“鹞子”，例如蜈蚣风筝叫“蜈蚣鹞子”，双斗燕儿风筝叫“双燕鹞子”。南通地区，风力强大，那里的工艺高手以“板子”扎法为主，能抗大风。人们把各种不同大小的哨子拴到“板鹞”的迎风面料上，使它受风就发出音响。许多组高低音不同的哨子，使得放到天上的风筝发出不同的音响效果。

（取材于孔祥泽《风筝漫谈》，有删改）

材料二

放风筝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有的文化活动。费孝通在《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中指出：“文化的意义就在其对人们生活所起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风筝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其发生的直接成因就是人们的需要。

放断线的风筝叫做“放晦气”“断鹞放灾”，这是我国北方非常重要的民俗之一。据 《东周岁时记》载，儿童们于岁初，把“家中某生身厄消灾，送厄迎福”等字样写在风筝尾部，然后把它放掉，希望就此送出厄运，迎来幸福。按中原地区的古代风俗，放风筝的“放”，不是把风筝放飞起来，而是“放走”之意。某人有灾，将姓名写于纸鸢之上，放至空中，剪断系绳，使其飞走，灾即消除，即所谓“放病根”“放晦气”。而在吴中扬州地区民间时令风俗中即有“三月之时，放断鹞”之说，颇具特色的传统蜈蚣风筝，它前面也曾做成一个鬼头。新春伊始，春风浩荡，把风筝放走，意味着放走旧年的灾祸、疾病、晦气，表达了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望。人们从图谶风筝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安慰。民俗家钟敬文指出：“从民俗史的角度考察，放风筝最早的原始意义，具有巫术性质，其最初的含义是为了转移病痛、邪恶，将一切不祥的灾祸放飞于天空。”

把吉祥图案绘制在风筝上，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祈吉盼福的文化心理。风筝的吉祥图案是通过借喻、比拟、双关、寓意、象征及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句吉语一图案”的美术形式，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象形寓意，物以情观，呈现出“天人合一”、物我主客同归的意境美。人们给风筝以深刻的寓意，用风筝来描绘人间的悲欢离合，以风筝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如五福临门、连年有鱼、龙凤呈祥、双喜临门等等，寄托和表达了中国人祈求吉祥、幸福、长寿、喜庆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取材于李弘历的相关文章，有删改）

材料三

就风筝描写来看，明清小说、戏曲中的例子不少。如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中“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古今小说》中“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明代传奇《金印记》、《春灯谜》中都写到了风筝或断线的风筝等，但是，它们所蕴含的意象显得比较单薄，基本上是借风筝比喻人物的一去不返，或借指对已逝人、事、物的深情怀念。清代李渔的《风筝误》，以“风筝”命名，又以“风筝”贯穿全剧始终，风筝作为情节的重要线索和具象。

现代以风筝描写作为意象叙事的作品亦复不少，如鲁迅的散文《风筝》，因为具有比较丰富的“风筝”意象，早在1929年就被收入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近几十年来一直收于中学语文教材。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中的“风筝”也是小说的一个线索，具有文化隐喻性的意象，追寻“风筝”，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作为具象的风筝要飞上天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在有风的天气下，风筝才能放飞；二是风筝都需要有提线的牵引，断线的风筝在短暂的飘远之后必定会掉落下来。正是由于风筝具有这些“象”，高明的艺术家才有可能将“意”嵌入其中，使得风筝装载着艺术家所要传达而又颇为含蓄、朦胧却又不易言明的思想意义。这就需要欣赏者具有一定的认识象外之象、意外之意乃至味外之味的鉴赏能力，不辜负艺术家的苦心孤诣，挖掘出作品的审美价值。

（取材于王人恩的相关文章，有删改）

材料一：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其实，这很不全面，也不准确。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诎（曲），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主术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有删改）

材料二：

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       （“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一：

那些很容易被铭记的诗作，大都是有韵律的。以现当代诗为例，那些广为流传的“名句”，其实大都在使用重复、对称这些最基本的韵律原则，比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一些名句的韵律方式则近似于古典诗歌的韵律原则，比如海子那句广为人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仅有叠韵，而且讲究平仄，诗句读起来抑扬顿挫，与传统的律诗的声响非常相似，无怪乎这个诗句甚至成了很多房地产广告的标语。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种讲究重复、对称等韵律原则的写法在当代中国诗歌创作中并不受欢迎，很多诗人避之唯恐不及，当代诗歌的可铭记性因此而不强。

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韵律原则的兴起与流行往往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密切相关，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化身。古典诗歌的创作与阅读群体——“士”，即知识者与官僚群体——天然就是这样一个同质性的文化群体，所以在他们之中逐渐形成一些公共的韵律规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机构和教育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而且诗歌本身也被边缘化，过去诗人与读者之间那种同质性的文化群体已不复存在，诗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私人性、个人化的写作行为，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性的诗歌成规的消失。

在不同文化中，韵律都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便于沟通，二是便于记忆。而“沟通”不仅仅是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也涉及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读者之间如何建立一个公共的渠道，以便于在这个渠道中磨练某些精妙的技艺，传达种种微妙的体验的问题。韵律的重心与其说是关于“如何写/评价一首好诗”，不如说是关于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诗人之间是如何“交流”。

无论古今，有韵律或者韵律感强的作品从来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杰作（反之亦然），韵律更多是关于诗歌给读者传达的东西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公共性的或者可以共享的，它在不同的诗人之间也建立了一个可以相互比较和传承的共同通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而言或许更为迫切，因为“韵”之离散的背后是诗歌“交流”的公共渠道的消失，这是自由诗面临的最本质的文体问题，而可诵读性与可记忆性的削弱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两个表征。

（摘编自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

材料二：

中国当代诗效法国外诗歌的更多。因国外诗歌注重诗本身的存在而大多无韵，无韵也渐渐成了中国当代诗的主流，《诗刊》《星星》等诗歌杂志几乎看不到有韵的诗歌，这个态势还会长久发展下去。

当代诗人，觉得再写有韵的东西，简直是一老土。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对个体化、多元化的社会，过去那种大一统的世界意识与言说形态已然崩散，与此几乎同时崩散的是语言中的“韵”（韵律意识和韵律密度）。当代诗人多少有着一种反抗公共规则（包括韵律规则）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整齐对称的诗句，他们不愿意去写，也不推崇。在他们看来，诗歌重要的不是视觉上的整饬和听觉上的旋律感、节奏感，决定诗之能否为诗的重要依据是诗歌对生命深层世界提示和呈现的能量之强弱。他们在写作时不仅不太倾向于取悦大众读者，甚至连一般的知识群体也不怎么顾及。这也导致传统的阅读者，尤其受传统诗歌影响较深的阅读者越来越郁闷，对新诗深感不适，甚至不屑一顾了。在他们眼里，形式产生内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诗词大家，不也是在五言、七律、七绝和词牌的限制中成就了大名吗？

当代诗歌虽无韵，但还有顿。所谓弃韵而就顿，“顿”就是诗的节奏感，有“行顿”和“句顿”，有“匀顿”和“变顿”，有“大顿”和“小顿”，有“跨行”与“断行”，追求的也还是诗的一种旋律美。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就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诗的本质是显示而非说教。艾青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诗之无韵，告诉我们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诗还可以写得不像诗。近些年，主张口语入诗的“第三代诗”反传统、反意象、反崇高、反理想、反假激情，甚至诗歌形式也反其道而行，加剧了诗歌形式的混乱，纯美流畅的诗歌很难再见到了，可是我们反传统，反的应该是那些因袭的碍于发展的东西，绝不是偏激地反对一切。

（摘编自王霁良《对当代诗无韵的一点看法》）

材料一：

①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的确有些人这样想过。返朴回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②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③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④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于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⑤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⑥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⑦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⑧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材料二：

①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②据农业农村部网站9月21日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其中提出，治理重点包括高价彩礼、人情攀比……。

（来源：2022年9月21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