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93年6月，雅各宾派上台的第二天，国民大会颁布了第一道土地法令，它规定已经没收的逃亡的贵族土地及王室、教会的土地，均分成小块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允许他们在十年内分期付款；使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得到迅速发展，小农经济在法国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大革命后，由于小土地经营占绝对优势，其内部缺少活力，也不具备开放性，只能在封闭的传统农业生产范围内徘徊。尽管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但农村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农业的长足发展的局面，而是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向资本主义农业演变的过程。
——摘编自夏洪亮《论雅各宾派土地政策的得与失》
材料二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弊端逐渐显现。为了解决新时代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新问题，中共及时调整了农村土地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鼓励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2014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三权分置”农村土地政策的确立，是我们党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实际和我国具体国情对农村土地政策的又一伟大探索。
——摘编自周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法两国土地政策调整的不同方面。
材料一 孟元老对北宋京城汴梁作了如下描绘：太平日久，人物繁华，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给汴梁增添新的文化演绎动力的重要源泉是街市赋予它的浓厚的世俗性。街市的产生，不仅带来了汴梁城市商业活动的全面开放，也把城市变成了繁荣的大众生活的场所，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勃兴，极大地丰富了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内涵，造就了高雅文化植根的土壤。
——摘编自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推动北宋京城汴梁城市商业繁荣发展的动力，并简要说明城市经济对宋元文学（文化）的影响。材料二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集镇、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纺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清朝前期，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城市。……（这样）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一个个地区贸易网络就这样逐步形成。
——摘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
(2)依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中叶到清朝前期“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的发展特点，并指出这一时期市镇兴盛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3)综合上述分析，概括指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材料一 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之初依赖于国家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诉求，政治动机大于经济利益需求。在随后的汉与大宛、龟兹等西域地区之间最初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中，逐渐出现了“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的场景。最终丝绸之路拓展为中国向外输出丝绸、瓷器、茶叶、冶铁等商品和技术及输入香料、作物、宗教、艺术等的东西方交流与合作之路。
—摘编自王超《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特点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材料二 “近代丝绸之路”，既是任人宰割的悲剧，也是否极泰来，走向振兴的前奏。从空间看，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是扩大了；从内容看， “西学东渐”是主线，但中国也在开放中艰难发展⋯⋯晚清政府平定西北起义和新疆叛乱后， “丝绸之路”还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从晚清民初大量的时人旅行记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驼队马帮活动频繁，都带有大量的丝绸。海上丝绸之路所达的更是商埠大开，口岸林立。……先有条约开埠，后有自开商埠。
—摘编自 《 “近代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历史跨越的重要节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发展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效果。(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丝绸之路”贸易的新特点，并说明“近代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乘机将大量专业人员派往东北和台湾，由此拉开了近代日本专业盗测中国的序幕。日俄战争后，参谋本部统一了测绘中国的比例尺，要求实地测绘十万分之一中国兵要地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军在扩大盗测范围的同时，开始在中国大陆长期部署专业测绘人员。1913年，参谋本部解散临时测图部，留下16个测绘员，隶属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组成土地调查班，标志着日本在华正式设立了永久性日常盗测机构。从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华盗测过程看，其顺序先是台湾、东北，接着是内蒙、山东、东南沿海、华北，再为华东、华中、华南，然后又回到东北。
——摘编自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出于独立军事作战与根据地发展建设之需要，中共在华北的地图绘制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如由八路军总部测图室调查制印的辽县、黎城、襄垣、武乡四县的分幅路线图，不仅标有四县的聚落户数，还将日军在“扫荡”过程中烧毁的房屋占比精确到每一个村落。1944年绘制的《太原敌军军事设备图》等17幅平面图，均系军区情报侦察人员实地调查密测并编绘成图，可以清晰呈现出日军驻城及矿区、飞机场等军事设置布局。县图是现存数量最多的行政区划图，图上直观呈现了县、区政府驻地、县界、区界、辖村详情等信息。
——摘编自白如镜《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地图绘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华盗测的特征，并结合所学分析日本盗测行为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绘制地图的意义。
西汉王朝的关中战略
材料一：汉初，刘邦建都洛阳。娄敬、张良建言，“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洛阳虽然“东有成皋，西有崤黾，倍河，向伊洛”，但“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他们还认为，“都关中，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若诸侯有变，则可具百万之众，顺流而下，平定叛乱；即使不能平定叛乱，还可固守关中，“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后刘邦采纳娄敬、张良之策，从洛阳迁都关中。
材料二：西汉政府以函谷关为界，分为关中地区和关东地区。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将函谷关东移三百里，迁至新函谷关（下图），形成以新函谷关为界的新“关中”地域。
西汉新旧函谷关示意图
——摘编自胡方《汉唐时期长安、洛阳之间地域空间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王朝的关中战略变迁并分析原因。材料一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摘自《史记·高祖本纪》
材料二 千年之后的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对萧何营造豪华未央宫的理由进行了批驳：“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镇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训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侈乎？孝武（汉武帝）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酂侯（萧何）启之也。”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说明汉高祖对萧何营作未央宫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和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司马光对萧何营作未央宫的看法。
材料一 1940年以前，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了牵制日军，我党对敌占区实行了严格的完全管制贸易政策，禁止边区粮食出口，不与敌占区开展贸易。1940年4月召开的黎城会议上，中共中央北方局确立了“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经济与贸易政策，“对外统制”是指根据地的出口贸易必须在根据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商品的出口必须换回根据地所需的必需品；“对内自由”是指除特别规定的违禁品外，在根据地内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1943年，随着各项政策的日趋完善，根据地在贸易统制的基础上开始利用市场，采取统制与市场相结合的粮食统制政策：“恢复粮食自由集市，根据地内粮食买卖贩运完全自由。”由此，太行区以粮食交易为主的集市贸易开始蓬勃发展。
——摘编自杨建中《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统制政策研究》
材料二 1953年是中国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的第一年，尽管得到了苏联等国际力量的支援，但要想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仍需在综合考量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开展经济建设，从具体国情来看，1953年，我国市场上多次出现各类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其中粮食领域的消费状况最为严峻。1953年，国家只能完成310亿斤的收购，而统销数量则需要567亿斤。城镇地区的用粮需求也在进一步增加，1953年城镇人口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765万增加至7725万人。加之自由市场上粮食倒卖、投机倒把等现象频发，严重影响着居民的日常消费。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之后，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序幕。
——摘编自高倩《凭票供应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1953—1978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粮食政策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实行粮票制度的原因。
材料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社会围绕之旋转的太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1939年2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口号，号召各根据地开展生产活动。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艰苦劳动将其改造为“陕北的好江南”。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志在治沙的林业人进驻地处高寒、极端少雨、沙化严重的塞罕坝，经过近5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2010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指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摘编自《劳动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根据材料，概括劳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作用。
材料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商贾之士皆人民也。”明朝建立之初，他即实行恤商的新法，将税率降为三十分之一，下诏令官府采购应照时价公平给付。明初虽实行专卖政策，但比元代已大为放松，像盐这样的专卖品也与商家分利。商人可以贩粮到边境，领盐引回内地取盐。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商人纷纷奔走于各边镇，边地也随之繁荣起来。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鉴于商贾多不读书，特命儒士编书教之。随着恤商政策的实施，城市中的商人活跃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元末遭到破坏的历代名城逐渐恢复。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娱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初恤商政策的影响。
材料 19世纪初再度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体系的封闭性，表现为经世派兴利除弊之法仅从中国“古圣先贤”那里去寻找。他们多有重农抑商倾向，虽对时弊不满，但面对那些“化外诸夷”，仍自诩为天朝上国。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面临严峻挑战。以魏源为代表的开明经世派没有固守成法，而是审时度势，结果经世致用思想较快地向近代转变。林则徐等人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鉴诸国”“法苟善，虽蛮貂吾师之”，开始用“五大洲”这个近代的地理概念来认识和说明世界，而不再局限于“九州”“夷夏”的偏见之内。他们力主通过正常的对外贸易，来交换西洋的火器船械，并把丝茶作为重要的外销商品，与夷商争利，以求富争利来反抗侵略。到1861年前后，经世致用思想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