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古代乡村治理越来越多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或干预。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徽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唐朝，里正事实上承担乡里的诸多职责，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到明朝，政府管控机制进一步向基层自治机制渗透，圣训六谕与乡约打成一片，政治宣教开始向民约渗透。清代保甲承担人口管理、赋役、治安、救灾等一切地方公务，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保甲、乡约也被引入到宗族中，出现了族保系统。
——摘编自王伟进《政社互动：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阶段。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国家与人民公社打交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乡村治理模式也实现了转型发展。1980年，广西合寨村率先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一举措经过两年的总结和完善，在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写进宪法，村民委员会成为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该法正式通过，村民自治不仅有了实践基础也有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我们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进一步规范化。
——摘编自李楠《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传统乡村治理对今天基层治理的启示。
材料
| 序号 | 史料 |
| ① | “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无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 |
| ② |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③ |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 |
| ④ | “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 |
材料一 汉代循吏司法实践概览
| 序号 | 姓名 | 在位皇帝 | 官职 | 司法事迹 |
| 1 | 黄霸 | 西汉宣帝 | 廷尉正 | 数决疑狱，庭中称平。 |
| 2 | 颍川太守 | 力行教化而后诛伐。八年无重囚。 | ||
| 3 | 龚遂 | 西汉宣帝 | 渤海太守 | 化盗为民，狱讼止息。 |
| 4 | 召信臣 | 西汉元帝 | 南阳太守 | 盗贼狱讼衰止。 |
| 5 | 王涣 | 东汉和帝 | 洛阳令 | 清理积案，曲尽情诈，发摘奸伏。 |
| 6 | 镡显 | 东汉安帝 | 豫州刺史 | 怜悯盗贼穷困犯罪，擅自救免。 |
| 7 | 任峻 | 东汉顺帝 | 洛阳令 | 一年断狱不过数十，作风威猛。 |
| 8 | 许荆 | 东汉和帝 | 桂阳太守 | 兄弟争财，感悟息讼。 |
| 9 | 孟尝 | 东汉章帝 | 会稽户曹史 | 平反上虞孝妇冤狱。 |
| 10 | 刘矩 | 东汉恒帝 | 雍丘令 | 民有争讼，提耳训告，使其感悟。 |
| 11 | 仇览 | 东汉和帝 | 考城蒲亭长 | 母告子不孝，感化教育。 |
| 12 | 童恢 | 东汉灵帝 | 不其令 | 执法廉平，牢狱连年无囚。 |
材料二 自司马迁撰《史记》而设置《循吏列传》，历代正史多效其体，而又逐步定位于主要为中下级地方行政长官中的“循吏”立传。这些官员或因地位相对不高，事迹相对不显，未可单独立传，故以合传的形式集中载录以彰显他们为政以德、廉正亲民等政绩，让他们青史留名，并成为后世官吏们取效的典范。据统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除《三国志》《周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外，十九部正史共记述了五百多位循吏的事迹。
——摘编自李大明《<史记·循吏列传>与历代正史<循（良）吏传>的设置》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历代史家重视为循吏立传的意义。
材料 这种以“民主”为核心的“法治”观，表现在《十二铜表法》的条文中。它限制了贵族的司法专横，“有了成文法典，他们就可以不再依靠贵族的记忆力”，量刑定罪都有章可循；体现了一定的奴隶制民主，如规定“以后凡人民会议的所有决定都应具有法律效力”。
——摘编自于语和《〈法经〉与〈十二铜表法〉之比较研究》
请回答：材料中的“他们”属于哪一社会阶层？据材料，指出《十二铜表法》颁行的意义。
材料 一般认为，摊丁入亩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明代中后期，在河南、山东、湖南、陕西、浙江、广东的某些州县已有摊丁入亩的个例，其对清代的摊丁入亩有着深刻的影响。入清以后，要求摊丁入亩的舆论加强，某些地区也继续着摊丁入亩的实践，食盐钞银、匠班银的摊丁入亩也大都先期进行。这些实践活动，无疑为后来的摊丁入亩提供了范式。但摊丁入亩未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正与当时丁额未定有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施之后，要求摊丁入亩的呼声顿起。同时，康熙后期社会上仍留有地卖而丁存、税从人起的现象，赋税负担仍不合理。因此，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御史董之燧上疏指出，在明确纳税丁额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摊丁入地，并且朝廷要立法干预地卖丁留的现象。正因如此，广东于康熙五十五年开始推行摊丁入亩，也是最早实行此改革的省份。
——摘编自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朝推行摊丁入亩的历史背景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
| A．出现了甲骨文，是仅仅记录占卜的成熟文字 |
| B．手工业与农业相分离，开始形成古代的集镇 |
| C．商品经济发展，“工商食官”的格局被突破 |
| D．君主没有绝对权力，有较为完善的国家机构 |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 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根据材料，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材料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后诸侯国纷纷起而仿效。随着法律的公开化，“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在总结各国法律的基础上，编定《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体系的法典著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一部诸法合体分篇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商鞅变法的《六律》就是仿照《法经》的内容和体裁制定的。……中国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一般的惩治刑事犯罪的内容，还载有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条款，既包括了军事、财政、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职责，又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不但详列了判决量刑标准的实体法，还包括具体处理诉讼、办案断狱的程序规定。此外，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待遇和具体工作细则，乃至考课、升贬、休假、丧葬之制也无不在内。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等长期并行。
1870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法律修改，虽然是小修小改，但还是迈出法律变革的第一步。1889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统治岌岌可危，清朝政府被迫承认，不变法实难苟存，一些高官权臣们也认为不图强则不能自立。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驻美大使伍廷芳等主张兼取中西，着手修订法律，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法规建设的特点。
材料一 （唐太宗）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材料二 （北宋）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特取一百九十人，自唐以来未之有也。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三·举士》
材料三 凡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公民，都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成绩优异者得到录用。文官要在资产阶级各政党之间严格保持中立，不得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在西方国家政府中，政府部长等政务官负责制定政策，对政策的正确与否负政治责任，文官必须忠实执行政策，在政务官的领导下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和政务官的任期制不同，文官只要没有严重过错，可任职到退休。同时，文官根据工作成绩得到晋升或惩罚。
——摘自《选择性必修一》
材料四 在我们西方所有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归功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美）艾伦·坎贝尔
材料五 汉承秦制，“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计簿”，御史大夫检查计簿所载数据的真伪，丞相府则据实以行奖惩，绩优者升迁。为了防止官吏弄虚作假，汉朝颁布了《上计律》、《功令》、《考功法》，其中规定了“上财物之计簿而欺谩不实”的行为为欺谩之罪，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吏，也要免职。唐代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考课的具体法规，明确规定考核标准，即“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针对各个职位的具体工作而规定的具体要求，偏重在职才能的考察。各部门长官在对其下属进行初考后，考核结果要“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日”。
——摘编自刘守芬等《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
依据材料，归纳西方文官制度的特点。
程元通控告棚民案
乾隆朝后期及嘉庆朝，大批异籍农民涌入安徽等地，就山搭棚，垦荒为生，被称为棚民。乾隆五十九年，安徽徽州休宁程氏的一些族人私下将山场租给棚民种苞谷。随着开种山场规模扩大，部分族人与棚民发生纠纷并持续多年，遂于嘉庆十二年以族长程元通名义派程怡仁到都察院控告棚民。
程氏状词
“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泄，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该棚匪千百成群，实为地方之患”
嘉庆上谕
“或设立禁约，责令逐渐迁移，或勘定界址，就地妥为安插，不致无籍之徒愈聚愈多，日久为害地方，亦不至驱逐过骤，激成事端。……以期永杜争端，辑宁民业为要。”
地方处理意见
酌断山主退还部分租价银，“方会中等遵即拆棚领银，挈属回籍”。其他棚民，或“酌定章程，分年饬令退山”，或“呈明入籍，照旧编甲"。程怡仁“照虚捏情节混供……杖九十，徒二年半。据供母老丁单，斥县查明照例办理”。其他人等，按律处理。嗣后，禁“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令各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俾共知警惕”。
——摘编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徵浙江棚民史料》
案件的处理体现了当时社会治理的哪些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