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二战后，世界掀起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支持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法国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中法双方没有进行接触。同年，孟戴斯－弗朗斯组阁并会见周总理，中法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打开了两国关系的新起点。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法国总统戴高乐想借中国的力量把美国赶出亚洲，决定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63年8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共同声明签署，突出了英国的特殊地位，让法国方面十分不满。《条约》发表的时候中法两国的核武器试验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这加速了两国接触。1964年1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此后，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陆续与中国建交。1978年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访问中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科技合作协定。

——张锡昌《影响世界格局的“外交核爆炸”》等

材料一   中国传统“和合”思想所追求的和谐，目标是达到其乐融融、和谐美好的“大同世界”。汉文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不但结束了匈奴多年的分裂和战乱，而且为中原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唐蕃会盟强调结约的目的是“和叶社稷如一统”。这实际上是以协调民族关系、缓和民族冲突为目的的会盟。朝贡体制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与部分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体制。它在多方面表现出典型的“和合”文化特征。古代中国曾有藩属国和朝贡国，中国与朝贡国在经济上其实是一种互利关系。

——摘编自唐建兵《“和合”思想与中国古代外交探微》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官员便向皇帝提出一个重视开展外交工作的长篇奏折“通筹夷务全局折”，建议对外实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清政府主动由传统的“羁縻”之道转向近代性质的条约外交，理解并接受近代国际关系的观念和规则，形成恪守条约的主体意识。产生公约意识并加入国际组织，中外交往制度进一步平等。1898年.总理衙门奉旨“参酌中西体制”，制定款接外宾章程，并“照会各国驻京公使”。晚清政府在外交政策由消极转向积极方面还表现为密切与国际组织的联系、主持参加国际博览会等。

——摘编自姜德琪《中国外交近代化内在成因分析》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于1949年11月1日在文化部设立了专门管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部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1955年，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改称“对外文化联络局”。其隶属关系改为国务院直属局，戏曲艺术被列为对外交流的主要参与对象。1953年，赴朝鲜演出的京剧有《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等，1951年，在民主德国演出的京剧有《闹龙宫》《武松打虎》等，1953年，在罗马尼亚演出的京剧有《三岔口》《雁荡山》等。

——摘编自李培《新中国初期文化外交视角下戏曲艺术的对外叙事策略及价值》

材料一   《隆中对》提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实为“南抚北抗”，是为化解后顾之忧的长远整体战略构想。诸葛亮对西南地区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经营方略。诸葛亮在用兵西南边地的过程中，如对孟获“七擒七纵”，是以恩威并重的方法来争取人心的认同，是一种刚柔相济，以兵示刚，以德示柔的“威德”型治边模式。史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可见“以夷治夷”也是诸葛亮采取的治边方法。“以夷制夷”与“攻心为上”的方法相互配合，不仅争取了更多的边地人心的认同，实现了“彝汉相安”的治边目的，也使蜀国内部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稳定局面。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材料二   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孙中山于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的计划，是民国时期现代边政思想逐步形成的一个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边疆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份整体规划。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管理边疆事务时采取一系列笼络和羁縻少数民族上层的措施和政策，包括各种优待条例，如保留盟旗制度、世袭封爵的王公制度、土司制度等，对稳定边疆社会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的《殖边银行则例》，北洋政府的《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七条》和《边荒承垦条例》，国民政府的《移民实边案》《边疆移垦办法大纲草案》等等，都是专门针对移民垦荒制定的。

——摘编自方素梅《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确立了“天下归心”的文化立国战略，着力“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四夷”开始与“华夏”相对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华夏居中、夷狄环绕四周”的天下格局开始形成，天下遂成为制度和文化的世界。在诸子长达百年的争鸣中，却一致倾向于“大一统”，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思想基础。至此，天下观实现了世界观、文化观和政治观的融合，成为影响中国人最为深刻、持久的传统观念之一。

——据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

材料二   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开始在实践和认知两个层面上走向从传统天下观向现代国家观的艰难转型。西方的征服以至几近“亡国灭种”的经历，开启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革命，这是一场观念、制度和文化的深刻变革。培养民智，促使“臣民”向“国民”转变，改变“柔性疆域”意识，树立领土主权原则，建立现代政府，内争民权、外争国权成为仁人志士奋斗的目标。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初步完成。

——据王鸿生《论中西文明中的天下观和世界观》

材料三   从历史的大视角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了“等级天下观”的衰落，主权平等国家观的相互博弈后，现在开始朝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的“平等天下观”发展，这一“天下观”既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天下观，也有别于西方“丛林法则”天下观，而是一种平等、互惠、合作、共赢的天下观。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和历史担当。

——据张学森《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观》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外交被视为外交工作一翼，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由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这一时期文化外交实施“一边倒”政策，民间文化交流作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重要手段表现活跃。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此时文化外交以政治与革命为中心。以宣传中国革命成果为主要目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形式较为单一。大多是文艺演出、杂技等单向对外宣传。到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外交一度停顿。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外交进入新时期，成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外交并由政府统筹，交流对象遍布世界五大洲。交流渠道不仅有官方，各部门，各地方也积极参与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到20世纪末，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国际文化组织保持联系。

进入21世纪后，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根支柱，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成为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未，文化外交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等都推动了中外高端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一带一路”作为建设平台，更提升中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努力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达共同体。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材料一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纳粹德国派遣军事顾问和各类专家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各部门和军队中任职。随着希特勒称霸欧洲的扩军备战步伐加快，德国对战略物资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中德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935年，两国外交关系从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为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1936年5月13日，希特勒致函蒋介石，称：“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怀，谨为申谢。”德国由此在华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2月，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并正式提出抗议。7月13日，德国国会批准了象征纳粹德国与伪“满洲国”正式建交的《满德友好条约》。在中德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于1938年11月召回驻德大使程天放。中德间持续了11年的军事合作从此结束。

——摘编自隋牧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德关系的历史考察》第4页（共6页）

材料二   2001～2016年中国在德国贸易伙伴中的位次。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柏林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双方发表《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德关系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德国联邦统计局2017年2月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及法国跻身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及全球第六大贸易伙伴，并且中德经贸关系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摘编自胡越《中德贸易关系发展及新机遇》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秦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动荡格局,首次实现了华夏“大一统”。汉文、景帝时，华夏族不断遭受匈奴南下侵扰，由于国力上的劣势，华夏在处理民族关系理念上仍沿袭先秦时期“华夷之辨”思想，与“夷狄”恪守华夷有别、守土安疆，凸显“夷夏”之大防。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的华夷观在部分知识精英的作品中发生改变，其中以西晋末年江统的《徙戎论》中的“华夷之辨”观最具代表性，但是当时的现实与江统的观念相去甚远，以匈奴、鲜卑为首的“五胡”都自认为是黄帝后裔。宋朝立国以后，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争夺政权，多个民族政权的并立使宋朝以正统自居并强调华夷有别的民族观。但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并未突出夷华之别，而是将夷夏在内的中国境内所有民族都纳入版图中，并且加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促成了华夷一统的“天下共同体”局面。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后，不断有儒家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曾静等倡导反清复明，强调“夷夏之辨”的民族观；而清代统治者在思想上以“满汉一体”“天下一家”等与之抗衡，甚至公开辩论，从而在民族思想上取得主动和优势，实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殊为不易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 王文光、马宜果《古代华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成为主流思想，并开始了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多元建构和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一体建构。1988年，费孝通提出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点，并逐渐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表述。“一五”计划期间，156个大型重点建设项目中有40个在民族地区，8条新建铁路干线中有5条建在民族地区或直接与民族地区相连。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大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实行税收、贷款利率、利差补贴等财政金融优惠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尽快富裕起来。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摘编自李资源、张俊《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