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巩固儒学地位 | B.推进新政实施 |
C.务求人事周洽 | D.标榜改革成效 |
材料 修昔底德(约前460~前396),古希腊杰出历史学家,自幼生活在雅典,曾任职于十将军委员会。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代表了古希腊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把古希腊哲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认真筛选和考证史料。他着重记述了雅典与外邦之间的贸易情况,并特别指出粮食贸易对雅典的重要性。他尖锐批评雅典统帅尼西阿斯因迷信天象而贻误战机的愚蠢行为,揭露神谕的欺骗性,认为在战争和历史发展中“人是第一重要的”。他善于用精炼准确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以便让更多的人受到历史的垂训。
——摘编自朱寰、马克垚主编《世界史·古代史卷》等
(1)根据材料,概括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修昔底德史学思想的历史因素。
A.推动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制定 | B.促进了日俄同盟关系的形成 |
C.掀起了日欧瓜分中国的狂潮 | D.影响了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 |
A.笼络汉族高门巩固统治 | B.教育鲜卑子弟全面汉化 |
C.模仿南朝建立门阀统治 | D.团结鲜卑贵族推进改革 |
A.监察体制成熟 | B.汉化程度较高 |
C.重视地方治理 | D.官员考核严谨 |
材料 在梭伦出任执政官主持雅典政务之前,贵族和大众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他们的政治体制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贵族凭借手中的特权占有了雅典的土地,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用高利贷和重租的形式进行剥削。梭伦出身贵族,但他的财富主要来自贸易而非土地,故对于旧贵族世家相当疏远,而对通过商贸致富的阶层以及平民抱有同情心,他的睿智、温和也声名远扬。公元前570年,雅典的新任执政官梭伦,启动了法治变革,他创立了新的宪法,制定了一批新的法律,并注意提高法律的公信、权威。梭伦还改革了雅典的司法制度,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可以担任陪审员,所有的公民对执政官的判决有异议,都可以向新成立的法庭提出上诉,这类法庭只是公民大会的分支机构,甚至是由公民大会全体成员集会,负责审判工作。新的法庭并没有取代执政官在司法方面原有的职能,但在民主的制度中,对执政官的司法权力形成很大程度的制衡。
——摘编自韩伟《梭伦的法治改革》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梭伦进行法治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梭伦的法治改革。
材料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形成苏攻美守的局面。苏联企图以阿富汗为南下基地,威胁中东产油区,控制中亚枢纽地区,与其太平洋战略互相呼应,最终实现其世界称霸的目的。阿富汗新上台的阿明政权试图摆脱苏联控制,声称要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认识到,阿明政权不能实现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决定实施南下战略。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苏军采取武装直升机掩护空降突击部队参战,使用装有化学武器的火箭,同时改变以往集中使用炮兵的习惯,采用单炮作战。阿富汗游击队在兵力兵器方面处于劣势,但在国际社会支持下顽强地同苏军进行周旋。苏联入侵阿富汗,削弱了国力,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苏联在政治、外交、经济上承受巨大压力,受到世界的谴责,处境孤立。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后,改变全球战略,积极推进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1989年,苏军最终撤出阿富汗。
——摘编自《凤凰书刊·关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盛极而衰的年代》
回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背景与战略意图。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优势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归纳总结苏联最终从阿富汗撤军的原因。
材料 改革官僚机构是戊戌变法的重头戏。有学者认为封建王朝末期的改革之所以成效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用于发动改革的官僚队伍本身就是一支腐败之师。因此,封建王朝的历次改革都将精简机构与人员作为挽救王朝命运的措施之一,戊戌变法也不例外。甲午战后,光绪帝为奋发自强,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以备调用,于是各方保举折片络绎不绝,然光绪帝尤对维新党人青睐有加,授予他们极高的品衔,有利于推动维新变法的同时,也使维新派陷入与老资格官员的尖锐对立之中。此外,光绪帝还对官僚机构以大刀阔斧之势进行改革。1898年6月,仅京师一地被裁撤衙门就达十余处,被裁的官员胥吏“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地方督抚看到京师乱象后,其原本的观望态度变成敷衍,裁撤诏令在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摘编自熊小欣《再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据材料,概括戊戌变法改革官僚机构的原因及举措。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戊戌变法中改革官僚机构失败的原因以及对后世改革的启示。
①放弃了对鲜卑族崇拜天神的祭祀 ②是孝文帝推行汉族礼仪制度的表现
③是依据周礼进行的政治文化改革 ④有利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
A.①②③ | B.①③④ | C.①②④ | D.②③④ |
材料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就开始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夏文化进行探讨。几十年来,经过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深入广泛的研讨,到20世纪末,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即认为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仅其上、下限稍有分歧),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是早商文化。随着新的14C测年数据的公布与西方学术观点的影响,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夏文化的探讨出现了新动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回归旧说,即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二里头文化前半是夏文化,是商文化。二是赞成西方学者长期以来的看法,认为不能随便指称某考古学文化为夏文化,不同意给二里头文化及其他文化贴上夏文化的标签。原因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象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是夏的当时的文字材料。
——摘编自刘绪《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
(1)据材料,概括目前夏文化探讨的主要路径及学界共识。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重证据法”在夏文化探讨中的价值及其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