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初郡国并行，诸侯王国地位在中央政府管辖的郡之上。随着诸侯王势力膨胀，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时，采纳晁错强硬削藩的建议，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并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郡，结果引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叛乱后，景帝吸取汉初王国制度的教训，趁机采取了一系列控制诸侯王国势力的变革措施。首先，确立以郡为国的原则，新建王国不再跨郡，远不如旧王国强大。后来，景帝又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免除诸侯王的行政权力；“天子为置吏”，彻底堵住各诸侯王从前通过任用官吏培植私党的途径；同时削减王国官吏，使他们的规模、仪制无法与朝廷抗衡。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改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宣布新政变法开始。4月，清廷催促各省督抚大臣“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连上三折，此即《江楚会奏变三折》。第一折关于教育改革，涉及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变革科举制度、奖劝游学等内容；第二折关于政治改革，大致包含改善用人行政政策、清除吏治腐败、改良司法、革除弊政等方面；第三折关于军事与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以实现国家富强，内容包括用西法练兵，学习西方近代农业技术，改良农业，发展工业等。江楚会奏的变法方案对清末的改革拟订了详细规划，得到朝廷嘉许并予以采纳。清末新政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据《张文襄公全集》等

材料 王淦昌是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907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36-1952年，王淦昌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培养出李政道等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1952年，王淦昌赴朝鲜战场，完成了探测美军是否使用原子武器、投掷放射性物质的任务。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0世纪50年代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使中国的宇宙线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王淦昌还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先后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奖项，1999年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摘编自郭兆甄《以身许国：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材料   谭鑫培，名金福，湖北省江夏县人。谭鑫培从小就跟他父亲学艺。他练功勤奋刻苦，白天黑夜，从不间断，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谭鑫培在艺术上之所以有很高成就，是因为他能不拘一格，博采众长，融会创造。他不故步自封，对京剧其他行当如青衣、老旦、花脸的唱腔，以至昆曲、梆子、大鼓、单弦的某些特长，都加以吸收运用。他不仅继承了前辈老生演员的一些拿手好戏，还通过自己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京剧老生的传统剧目。如《珠帘寨》中的李克用原是花脸扮演，谭鑫培将其改为老生后，《珠帘寨》反倒成为老生的传统剧目。由于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谭鑫培驰名南北，获得了“伶界大王”的称号。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邓恩铭（1901.1.5—1931.4.5），贵州荔波人，水族。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靠亲友资助求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邓恩铭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在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 年，同王尽美等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出版了以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励新》 半月刊。1921年春，在北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和推动下，与王尽美发起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 月，邓恩铭和王尽美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1 月，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为了推动和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回国后，他组织领导青岛、济南、淄博等地的工人运动。

——摘编自《邓恩铭：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材料   梭伦取消了所有的债务，并一举解除了阿提卡所有土地的抵押关系。所有因债务而遭受奴役者均被释放。对希腊历史重要的是梭伦增列若干其他法律，以求解决当时的各项问题。如凡外国人具有各行业专长、欲携眷永久定居雅典的，可获得公民权利。除橄榄油外，其他产自土地中的产物均禁止出口。梭伦还制定法律，凡父亲未传授其子一技之长的，儿子对父亲无奉养义务。梭伦的立法给予阿提卡的恩惠是将农民自农奴制度中解救出来，并建立了一个小农制度，由于这些小农拥有自己的土地，因而使雅典的小型军队能自行保护其自由达好几代之久。同时贸易及工业亦已脱离政治不稳及财政困难之束缚，开始活泼而积极之发展，以使雅典成为地中海之贸易霸主。新的财富贵族实际上奖励了智慧而非出身，刺激了科学和教育，也在物质和精神上为黄金时代的文化成就铺了路。

——摘编自【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材料   孙中山最终安葬于南京紫金山，而不是广东或别的地方，这一选择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对于孙中山来说，辛亥革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既是毕生事业的巅峰，也是一生最大的遗憾和未竟期望的寄托。建成后的中山陵高度超过南京历代所有陵墓，比紫金山南麓的明孝陵还高90多米。中山陵的空间布局呈钟形，体现警钟长鸣、唤醒国人的政治寓意。墓后第一层为水泥步道，第二层植有广玉兰等，为游人休憩之所。与古代帝王陵寝锁闭于高墙密林之中不同，国民党人将中山陵设计成一个开放的纪念空间，也将负载整个国家的记忆和认同。中山陵的衬饰文字充分利用了民族文化心理，尤其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等遗训文字，无不提示着墓主的身份地位和期望，昭示着后来者的责任和义务之所在，即建造一个渊源有自而又适应世界大势的现代国家。

——摘编自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

材料   1977年，安阳殷墟圆形祭祀坑清理出三层人架70多具。坑中有铜器10件，分为礼器、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四类，部分礼器刻有铭文。陶器32件皆实用器，玉器4件，璜、鱼、珠、串珠各一件；出土贝较多，保存好者达718枚。综观上述遗迹遗物，圆坑应属殷墟文化第四期，为祭祀坑。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遗物，计有铜、玉石、象牙、贝等种类，青铜器439件，玉器131件。根据发掘清理情况分析，其放置时是有一定次序的。首先是置放大量海贝和玉石礼器、青铜兽面、小型青铜件以及树干等。其次再置放大型青铜容器和青铜立人像、人面、树座等。最后置放一层象牙。坑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像、人头像有的已损坏，多经过火烧，大部分遗物遭损。据此推测大多数遗物中在投置坑中之前为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综观上述遗迹遗物，二号坑的时代，大致相当殷墟晚期，其性质应是祭祀坑。

——摘编自徐自强《广汉、安阳祭祀坑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