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在旧式学堂接受启蒙。1914年,陶行知赴美留学;1917年归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在陶行知等人的努力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不久,仅南京一地就出现了126所平民学校。他还组织编写了《平民千字课》,编辑出版了《平民丛书》《平民周刊》等。1927年3月,陶行知等人在南京北郊创办晓庄学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思想。1928年8月,晓庄学校已有8所中心小学、6所中心幼稚园、3所民众学校等。1936年年初,陶行知被推为“国难教育社”社长。1939年7月,在重庆附近创办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1944年10月,陶行知提出“(育才)校务会议是民主教育之组织……是为民主的学习而会议”。1946年7月,陶行知因病逝世。毛泽东写下挽联:“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摘编自《先生》(纪录片)
(1)根据材料,指出陶行知作为“人民教育家”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陶行知能够成为“人民教育家”的原因。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影响。
A.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 | B.种族歧视观念的淡化 |
C.世界性战争的破坏 | D.经济大危机的缓解 |
A.联邦德国是反苏的最前线 | B.朝鲜战争爆发产生的影响 |
C.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劣势 | D.柏林危机中西德形势恶化 |
英国 | 一战后,英国国务总的来说……被托付给其中的格外庸碌之辈,至少就关乎整个世界安全的外交事务来说是如此 |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由1913年的14.15%下降到1937年的9.8%;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比例从1913年的14%下降到9.2% | |
法国 | 20世纪20年代后期,整个法国社会“被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搞得四分五裂”;政坛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愈演愈烈,党派的分化组合与内阁的更换更为频繁 |
1938年的法郎价值是1928年的36%,工业产值仅为1929年的83%,国民收入比1929年减少18% |
A.英法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 |
B.一战后欧洲经济复苏迟缓 |
C.英法无力维系凡尔赛体系 |
D.西方绥靖政策的历史根源 |
材料 “禄胥吏”是“熙宁新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仓法关联配套,在加俸养廉的同时,对贪渎的行为进行打击控制。在神宗朝之前,胥吏中多数毫无俸禄可言。王安石指出,在旧的财政体系中,大量管理成本和注意力被用于“生事以取赂养吏人”,这样不但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产生大量无益全局,却方便胥吏从中牟利的事务,使信息壅蔽、事项丛脞,反而妨碍机务。另一方面,又会出现“近则太详,远则太略”的弊端,因为远事无利可图,而近事却方便套取贿赂。决定对仓库管理及诸司吏员公人增加薪俸,而约之以严刑峻法:“乞取有少多,致罪当有轻重。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恐未善。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总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已上人,仍亦许陈首免罪、给赏。”
——摘编自雷博俞菁慧《北宋熙丰时期养育与约束并重的吏治体系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熙宁新政”吏治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宋“熙宁新政”吏治改革的意义。
A.儒家思想已确立正统地位 | B.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盛行 |
C.孔子反对没有原则的孝道 | D.精耕细作农业获得大发展 |
A.革命已成为主要思潮 | B.维新派变法策略未能统一 |
C.变法思想的根本转变 | D.维新派侧重动员民众变法 |
A.承续华夏传统 | B.倡导疑古辨伪 | C.弘扬程朱理学 | D.保存历史文献 |
材料 顾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以关心民生、救民于水火的儒者风范立身行事,奉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他贯通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论史谈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多次讲到“信史”的问题,认为撰史,要“信则书之,疑则阙之”。他引用宋人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论证问题时,引用资料非常丰富,“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论:“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清代考据学者普遍推崇顾炎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盛赞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摘编自周文玖《顾炎武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史学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顾炎武的史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