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给事中（门下省谏官）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

——白居易《郑覃可给事中制》

材料二   唐代谏官进谏，有专用之纸，时称“谏纸”，且有“月给谏纸”的制度。唐肃宗《令谏官言事制》云：“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

——摘编自傅绍良《唐诗中的“谏纸”“谏书”“谏草”与唐代谏议规范》

材料三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某次经筵后，皇帝与内阁首辅申时行有一场讨论，其大致内容如下：

皇帝：魏征此人如何？

首辅：魏征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贤臣也。

皇帝：魏征早年追随李密，又追随李建成，后来又侍奉唐太宗，忘君事仇之人，非贤也。

首辅：魏征所著《谏太宗十思疏》，至今也被视为正直之言，不可因人废言。

皇帝：唐太宗弑兄屠弟、逼父退位，岂为贤德之君？

首辅：纳谏一事为帝王盛美，故后世贤之。

皇帝：魏征大节已亏，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最终，皇帝决定经筵罢《贞观政要》。

——摘编自樊树志《重写晚明史》等

注：经筵是大臣定期为皇帝讲授经史的活动，以“培养君德，成就帝业”。

《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求谏纳谏、任贤使能等德政，是明代经筵的重要内容。

材料一   辽朝的《鲜演大师墓碑》有“大辽中国”的说法。《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称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的祖先为轩辕黄帝八世孙虞舜后裔。《辽史·世表》则认定“辽之先，出自炎帝。”辽人自称“北朝”，称北宋为“南朝”，并认为“南朝”“北朝”是一家。西夏李元昊立国后遣使向宋上表时，自称祖先为北魏拓跋氏，而北魏的拓跋鲜卑自称为黄帝次子“昌意少子”之后。西夏“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朝）”，宋为南朝，认为辽宋夏当共奉“中国”之号。

材料二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开发边疆地区一览表（部分）

材料三   战国时，赵武灵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即取消兵车，改为骑兵，同时改穿紧身窄袖、便于作战的“胡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在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政策，一般都包括沿用部分既定制度。清朝统一内外蒙古后，就根据蒙古长期形成的习俗，建立了盟旗制度，成功地解决了游牧民族聚居区的行政管理难题。

文学人口由三部分组成。即文学创作者、传播者和阅读者。明代文学人口数量比唐宋有了极大增加。据统计，如果加上地方社学、里学的生员数。明代后期曾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市民不下100万人。据学者估计，明人有诗文作品存世者至少有20000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明代著述18621种。另有学者统计。现存明文集有2000多种，几乎是唐、宋、辽、金、元诸代总和的2倍。明代形成苏州、杭州和建阳三个全国最大的刻书中心。官刻、坊刻、家刻使得大量雅、俗文学作品得以生产和保存。据《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载明代刻书者有4670人，这一数字并不包含书业中粗识文字的手工业者：据《明会典》载，嘉靖十年仅一司礼监刻书工匠即超千人。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西厢曲》《水浒传》等消费人口庞大。清人钱大昕论及当时盛况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全国以售书为业的书商数量也相当可观。

——摘编自李玉宝《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与书业生产的繁盛》

材料一   汉唐时期，有记载的研究《论语》专著约百部。而两宋时期有250余部。《论语》是北宋文人必读经典之一。深受重视。他们虔心研治儒学，成就了北宋《论语》注疏的辉煌局面。两宋对于《论语》的注解。不再局限于此前的章句、训诂、名物等。而   开始注重对其义理的阐发与分析。都体现出诠释义理的深度。代表作有程颐《论语解》、朱熹《论语集注》及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等。《论语》学的发展蔚为壮观。

——摘编自刘亚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流传研究》

材料二   4世纪后期。《论语》传入日本。7世纪。日本最早的宪法中多条目直接出自 于《论语》。大化改新时的教育机构中《论语》被定为必修书目。《万叶集》《源氏物语》 等作品均引用了《论语》的话语。9世纪。祭拜孔子与孔庙合法化，宫廷首开“论语讲   筵”。18世纪，朱子学在日本取得官学独尊地位。政府和民间初等教育都以《论语》为教   材。近代日本企业家利用儒家伦理。为其追求利润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从17世纪开始   《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欧洲。中国儒家不依靠宗教力量、以伦理道德支撑社会发展   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思想家们学习的对象。其中伏尔泰尤其引人瞩目，他认为中国“在   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论语》译介 与研究兴盛，译本越来越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论语》也在当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畅销出版物。

——摘编自馆冈邦雄《<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一   约从11世纪起，中非交往再次走向高潮。东非僧祗城邦国(又称层檀国，今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开始与中国交往。《宋史》中记载了层檀国派使者持国书来 华，宋神宗授予他“保顺郎将”封号。中国船舶经由南中国海、红海可抵达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港。元世祖忽必烈曾派遣使者前往东非马达加斯加岛考察。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曾 到非洲，访问了东非的摩加迪沙等地，其足迹达到南纬九度。这时期，中国输往非洲的商品中，瓷器取代丝织品，成为最主要的商品，非洲则主要将香料、象牙等输往中国。考古学家在北非、东非沿海以及赞比亚(非洲中南部内陆国)等地发现宋元陶瓷器的遗址。元代地理学家曾编绘非洲地图，将非洲画成倒三角形，画出了非洲北部有撒哈拉沙漠，南部尖端向着大洋。

——摘编自张象《古代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四次高潮》

材料二   非洲国家与中国交往事件(部分)

材料   明朝景泰年间吏部尚书王懊在《临清州治记》中记述：“元，始创开会通河，出县境与卫河合流，置闸河浒以通漕运。国朝迁都北平。永乐辛卵(1411年)复加疏凿。正统已巳(1449年)筑城浚濠。……于是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

明成祖时开始在此开设钞关征收商税(钞关是中央设在地方上的直辖机构，由中央或地方派驻官员进行管理，并加强军事防卫)。临清钞关收税银到万历年间达到八万三千多两，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

临清仓储南方诸省之漕，供给易州、紫荆军需。宣德年间，临清仓有大仓、小仓、水次仓，居运河线上五仓之首，通过临清转输漕粮多达七百万石。北方毛皮，南方的茶叶、布绸、瓷器等，西方的皮货商品，皆通过运河运到临清，然后再贩运到其它地区。临清当地有土特产如棉花、麦、豆等农副产品，吸引徽商来此。此地绸布业以江浙商人为主经营，茶叶业以晋商为主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