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封建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将人口控制在特定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一-人身束缚导致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志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而且还被划分为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这几种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政府还通过户口管理对人口活动进行控制和制约。宋代以后出现了保甲制,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被赋予了社会治安功能。
——摘编自金裕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汉代起实行的“编户齐民”制度，直接把户口与土地、赋税、徭役联系起来，被历代封建王朝效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户籍制度。而早在春秋前期，齐国管仲将居民按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不迁不移、恒业不变,秦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十分严厉的互相监督、互相检举的连坐制度，“脱籍”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亲属乡邻以及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统治集团借此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
——摘编自王凌云《论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历史作用,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家族是中华民族的社群单位，兼具着政治和社会双重意义。中国古代家族中，父亲是主宰，可以决定家庭成员的任何安排，具有家庭的处罚权，甚至有对家庭其他成员的人身处分权和生命处分权以及经济权力、法律权力和宗教权力等，其中经济权是父权的保障性力量。中国的族权十分重视对祖先的尊重和崇拜，家族的绵延和宗族的延续都是以对祖先的崇拜为核心，甚至可以说，家族的存在亦无非为了祖先的崇拜。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疑的家长权因家族祭司的身份而更加神圣化，更加强大坚韧。
——摘编自叶书瑞《家族主义对唐代法律及司法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中国古老的家族在18世纪以来的三百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古代的宗法性的祠堂族长制，向现代社会社团方向变革。1928年四川长寿县李姓设立“长寿李氏同宗自治会”，宣称自治精神是建设团体的出发点。这些事实表明一些开化的民众已经初步接受了进化和自治的新思想。1931年江西萍乡泉溪村刘氏修谱，主事人在《凡例》中说：“自治主义，首先家族法约不敢私议，家规自当明订。”
——摘编自冯尔康《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家族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家族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英国的议会是辉格党和托利党产生的摇篮，议员大多是两大政党的核心成员。英国在政治上的二元性，使其两大政党时刻背负着被淘汰的压力。两大政党为了在中央和地方争权，个个剑拔弩张。两党并不是静止的或固定的，而是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迫使政党在两党制的范围内随时重组。在英国的两党制度下，两大政党在社会角色、政治政策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两大政党真正目的仍然还是为了维护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以及豪绅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和联盟关系，是奔着共同的社会目标前进的。另外，两大政党在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等方面配合的尤为默契。政党是英国宪政体制得以运作的真正主体，在推动宪政体制运作程序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赵静《英国内阁制两党制与其宪政体制的关系》
材料二 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小农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民初，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操纵着中央政权，地方上的州县多为兵政兼行政，且大都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中。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左右着自己的情感倾向，因而模糊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构建，党派倾轧，内阁的频繁更迭，使民众产生了厌倦心理。同时，人们的共和观念淡薄，儒家文化仍很顽强，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人治观念也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缺乏规范认同，因而绝大部分党员对于政党政治的知识性认识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只知一些名词而不明其真正含义，即使是政党领袖们，也未能认识到西方政党背后一些更深刻的理念。
——摘编自李爱峰 苏全有《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政党政治的特点并分析其主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英两国政党政治实践的认识。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棉花革命的特点并分析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以来中国棉花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疆棉事件的启示。
材料一 由于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8世纪末叶，班田制几近废弛。许多破产的农民被迫投附于势力之家，成了依附者，或者把自己的份地“寄进”给贵族、寺院或神社，成为他们的依附佃农。8世纪末9世纪初，有势力的贵族、寺院或神社普遍建立起庄园。庄园大小不等，形成的情况也不一致。有的庄园就是原来的村落，有的包括几个村落;初期的庄园多是通过垦荒建立起来的，被称为“垦地系庄园”;后期庄园则多是因农民“寄进”而形成的，被称为“寄进地系庄园”。庄园的生产者被称为“庄民”,他们原来是国家的公民，由于破产或迫于形势的压力而成为庄园领主的依附民。
材料二 大化改新时期的功臣中臣镰足，后来被天皇赐姓藤原氏。此后藤原氏家族势力强大，自9世纪中叶起，专擅国政200余年，史称“摄关政治时期”。摄关政治时期，社会秩序混乱，地方豪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扩大势力，都把自己家族中的青壮年和仆人武装起来，建立了一种军事组织，形成了特殊的武士阶层。在天皇与摄关家进行斗争时，双方都竭力拉拢武士，扩大自己的实力。因此，武士势力迅速增长，甚至左右政局。11世纪，日本形成了两大武士集团：关东的源氏和关西的平氏。1185年，关东源氏消灭了关西平氏，控制了中央政权。1192年，源氏武士集团的首领源赖朝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称号，在关东建立起镰仓幕府（1192~1333年）,日本开始进入武士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日本庄园的主导类型的变化，并简析日本庄园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武士阶级专政形成的条件。
材料一 三省制形成于魏晋南北朝，确定于隋朝，完善于唐朝。隋朝三省职责分工和运行机制并没有明确，而职责明确、运行协调的三省体制，是在唐朝才得以形成的。唐朝在中央完善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旨；门下省是审署下达机构，有封驳之权，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旨，如认为不当，可以驳回，此外，尚书省等各官署送呈的奏章，也由门下省先行审议驳正，门下省将审核意见提供给皇帝参考；尚书省主掌行政事务，负责执行政令，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全国各项政务。唐朝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和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都是宰相，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
——摘编自赵士祥《对唐朝三省六部制结构与特点的探讨》
材料二 独立战争后，各州从维护本州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使得原来的邦联政府名存实亡、濒于瓦解，同时，以英国为首的国外列强对美国的独立耿耿于怀、虎视眈眈。美国宪政的奠基者们开始把孟德斯鸠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美国化，确立了分权制衡的原则。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召开之际，富足的资产阶级之间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当1786~1787年的谢斯起义威胁着他们的基本利益的时候，这种集团间的差异就被共识所取代了。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掌握立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同时对总统具有弹劾权。行政权由总统行使，由选民选举产生，只对选民负责，可以对国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司法权由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来行使，最高法院有终审权，联邦法院的法官均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进行任命，法官只要忠于职守，可以终身任职，非经国会弹劾不能被免职。同时，规定任何一个机关的官员不得在任职期间担任另一机关的职务。
——摘编自魏海群《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分权制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确立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说明唐代分权制与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主要不同。
材料一 农业革命引起的英国农业迅速发展，为英国的城市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人口革命引起的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自由劳动力，从而成为英国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商业革命引起的英国对外贸易扩张，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和自由市场制度的形成、完善、加快了英国城市发展的速度。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化，导致经济和人口的集中，使工业与城市良性互动，通过产业的连锁反应推动英国城市化进程，这是英国早期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在动力机制中起到核心作用。
——摘编自赵煦《英国早期城市化研究——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
材料二 工业化时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使得原有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不堪重负，住房供应不足问题严重。城市化期间，流行病和地方病是英国所有城市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了河流，极易诱发传染病。城市化早期，英国工人工作时间一般在12小时以上，有时在15--16小时。工人进入工厂就像进入兵营或监狱，受到监工的严密监视。城市化过程中，英国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由于城市化发生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城市规划尚无理性认识，新建的城市街道狭窄拥塞，建筑恶俗且杂乱无章，城市建设明显缺乏规划，绿化更无从谈起，管理滞后现象亦十分普遍。
——摘编自李冈原《英国城市病及其整治探析—兼谈英国城市化模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促进英国城市化的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并就此谈谈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
材料一 宋代的中央机构，临摹了唐代的框架，虽有三省，但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二府三司”的中央行政中枢体制，即中书门下掌行政事务，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中枢与枢密院持文武两柄，号“二府”。“二府三司”各有分工、相对独立，惟皇命是从，理论上互不统属。此外还设有台谏系统，“台谏”乃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谏官事权重大，设立初期可“纠绳天子”，随着台谏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官制改革，取消了“纠绳天子之权”，台谏转而“规谏宰相违失”。在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央机构难以长期保持这种分权制衡的状态，积贫积弱的局面也随之产生。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二 孟德斯鸠最早提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以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为核心，三权互相独立而又互相监督，美国的政治分权就是这一思想的成功典范。美国国内政治局势已为接受新型的分权思想做好了准备，加之作为曾经被殖民的美洲人，民众渴望更多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因为可以说分权原则在美国的发展是一种必然。在这种分权原则下，立法、行政、司法三机构无权力中心，不存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该原则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的划分形式，一个国家的权力在谁手中、如何行使，决定一个国家内部的安定团结与发展，决定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方向，这种制约与平衡也为更多国家所认同。
——摘编自吕艳《美国政治中分权原则的再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中枢权力制衡机制的特点及其局限性。(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采取三权分立原则的原因，并简要评价这一原则。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分权和美国中央权力制衡机制的主要不同。
材料一 中晚唐五代时期，在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方面，除中书门下省的复核和复试制度之外，中央采取了其他措施来保证科举的公平，如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实行锁院制度。此外，在唐前期科举制度刚施行时，就有相关法律做保障，而且该法律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执行。中唐以后，中央对科场违纪的惩治明显增强。中晚唐明确规定，由御史台对科举考试进行监察。御史台专门负责执行锁院任务，监察考官、举子的违纪行为，查办科场案件和相关纠纷。
——摘编自金滢坤《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
材料二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时达到了极盛。两宋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是中国历代取士最多的王朝。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了。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宋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建立起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和五代时期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科举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