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作为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支柱产业的棉纺织业，从1820年起已呈现下降趋势；1830年进口棉花价值14亿英镑，1840年仅4．45亿英镑，而随着英国对出口机器禁令的解除和允许技工出国（1824年）、取消机器出口税（1843年），加上19世纪30年代以来欧美兴起了铁路热，英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变成机器、军火与铁路设备，这些产品的内需和出口带动了机械、冶金等工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北美新英格兰、法国北部等地的机器纺织业从19世纪30年代已经兴起，并以廉价劳动力同英国纺织品竞争。上述国内外市场条件的变化必然使资本从棉纺织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附加值高、外国尚无力与英国竞争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机械、冶金、造船）流动。资料显示，1830年前，英国私人投资集中在棉、毛纺织工业和运河、道路建筑；1830年以后对运河投资显著减少，而对铁路和海外投资增加。
——摘编自张跃发《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的两次转换》
材料二
——摘编自陈晓东、邓斯月《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
材料三 中国已经完成从“一二三”产业结构向“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转变，步入了服务型经济社会。从产业政策演变可以看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点任务逐渐由产业结构调整转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手段逐渐由政府管控转向市场主导，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发展阶段由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惠宁、刘鑫鑫《新中国70年产业结构演进、政策调整及其经验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三，分别概括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呈现不同特点的历史因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启示。
材料一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尊崇儒术”的建议，儒法会通合流加速。礼刑结合、儒法会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国家治理的关键。国家重视发挥法律与道德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促进作用。在法律基点上，强调官—民、君权—民权的和谐统一；在文化传统中强调法律的教化作用。在统治者看来，诉讼减少会大大节约国家有限的资源和力量。在古代的各级官员看来，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礼教德化百姓，尽可能减少纠纷的发生；而在纠纷发生后，也要通过士绅乡贤的有效调处，尽量避免到官府打官司。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法律制度当中，在刑事法律当中也有不少体恤民情、轻判轻罚的人性化制度。
——摘编自冯玉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打破法文化封闭状态的先锋队，是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他们不仅创办报刊事业，还介绍西方法律思想家的著作。随着中国近代的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急速扩展，落后的中国法律，无法调整新出现的法律关系，如公司关系、金融信用关系等。涉外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纠纷成了西方近代民商法文化向中国工商界进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鸦片战争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大为增多，领事裁判权的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审理争诉的过程中，由于使用各自不同所属国的法律，所以西方的刑法、民法、程序法、法院组织法等传播到中国，也使中国固有的法治文明开始与西方的法治文明接触，发生了激烈的碰撞。19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的活动，在各方人士的鼓励和帮助下被广泛的提上日程。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法律的转型》
材料三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选举法》，以一定人口比例为基础，又适当照顾地区和单位，在城市与乡村间、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使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相应的代表，中共党员占54.48%，党外人士占45.52%。第一届全国人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不仅参考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立宪的经验，还注意汲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值得借鉴的成果。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不断修改，该部宪法在大会上获得审议通过。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摘编自石仲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思想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世纪中期促进西方法文化在中国加速传播的因素，并概括其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的新特点。
材料一 在欧洲，作为精英阶层创造的博物馆，自诞生起就不自觉地带有强烈的精英文化的基因，这决定了博物馆服务对象的角色不自觉的偏向精英阶层。而民主趋势下，普通大众权利的获得使得博物馆又不得不重视大众的文化权益。16世纪中叶，收藏被受教育阶层视为一种有修养的绅士行为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收藏主要涉及文化艺术、自然奇珍和历史古物，由于启蒙运动的推动，19世纪公众将自己藏品捐出成为潮流。法国大革命后政府宣布将卢浮宫变成国家博物馆，在理论上强调博物馆成为普通人可进出的场所，“这些国家的艺术属于自由平等理念下诞生的新社会全体公民所有”。
——摘编自潘继业《西方博物馆公共化中的精英力量》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交涉中常常出现沟通不畅的问题，与外国人沟通必须“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恭亲王奕䜣也感到清政府在外交中的劣势，于是近代中国第一座官办外语学校同文馆建立了。同文馆博物馆是辅助教学的设施，藏有新式机器（模型）、动植物、医学标本、矿石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后还从国外购买了一些藏品，藏品的陈列主要是按照学科进行分类，只为同文馆教授学生使用，并未对社会公众开放。虽然庚子之变打断了它的发展历程，然而其曾经的管理和陈列都为后期博物馆事业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摘编自陈思清《近代中国学校博物馆发展研究（1876～1949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趋势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京师同文馆及其博物馆建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博物馆的共同贡献。
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氾胜之书辑释》《陈男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农书编写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以来农书整理变化的特点。
材料一 唐德宗时期实施两税法，税收以钱计征，市场上的货币不足，从而出现“钱荒”问题。在钱重物轻的形势下，农民只能贱卖绢帛以换钱交税。唐宋时期海上贸易繁荣，国内铜钱大量“泄之四夷”。由于各种原因，铜钱的实际购买力长期低于其实际价值，民间往往将铜钱融铸成器皿，或是直接储藏起来。铜矿的贫乏使得铸币的原料长期短缺，政府铸钱成本则长期居高不下，唐代时铸钱1000文需1200文的成本，至南宋初年进一步增至2400文。尽管宋代铸币量达唐代的几十倍，但东南地区的“钱荒”问题仍十分严重。’
——摘编自葛金芳等《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材料二 针对钱荒的现象，唐代政府除努力增加铸币量外，还实行铜禁和钱禁，“除铜镜外，一切不得买卖私造（铜器）”，不得销融钱币，“所有私贮现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同时，唐代政府又“禁钱不得过岭南”。此外，唐政府还努力维持钱帛并用的复本位货币制度，鼓励用帛支付。到了宋代，政府又发行交子、会子以缓解钱荒问题。但直到明代白银货币化之前，钱荒问题一直存在。
——摘编自徐恒泰<唐代钱荒刍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钱荒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危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归纳唐宋政府应对钱荒的措施。
材料一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1917年制定的宪法明确规定：“只有墨西哥人……和墨西哥公司有权购置墨西哥的土地、水域及其附近的土地。”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权“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私有财产。从30年代起，石油、电力、主要矿业以及大部分钢铁工业都属于国营企业。50年代，墨西哥政府提出“稳定发展”战略，实行耐用消费品和部分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禁止进口本国已能生产的工业品，而对技术设备则征收很低的关税，甚至免税。1962到1970年，墨西哥的GDP年增长率达到7.6%。直到60年代末，本国企业仍只能满足生产资料需求的30%。
——摘编自陈芝芸《战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战略》
材料二 新中国初期，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供销合作社。作为国营贸易公司在基层的中介代理人，供销合作社在城乡经济交流工作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供销合作社一方面承担各类粮农土产的收购任务，另一方面将各类工业品输送到乡村地区，尤其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各类产品下乡。同时，中央还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分别签订贸易协定，推销我国农土特产，进口必要的国家建设生产资料。至1952年，“中国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额已占到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81.3%”。
——摘编自曹东勃、叶子辉《新中国初期重构经济循环的新时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前墨西哥经济发展战略的特点，并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墨西哥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及其结果。
(2)根据材料二归纳新中国初期重构经济循环的举措，并简析这些举措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英国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1793年第一次反法联盟兴起这段时间没有立即对法国大革命采取干预措施。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仍处于内部斗争阶段，并且当时的英国在外交上受到了诸多牵制，所以当时的英国采取了中立的政策。1791年瓦伦事件爆发后，法国大革命逐渐走上激进道路，进而走上了对外宣战、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道路。在1792年9月对外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法国革命军由被迫防卫走向了主动地对外进攻。此时的法国革命在政治上威胁了英国的安全与稳定，并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思想上也带有意识形态输出的色彩。更重要的是，革命的法国体现出的扩张性危及了英国在海外殖民地和欧洲大陆的经济和领土利益，尤其是法军占领的国家给英国的经济带来了重大威胁。
——摘编自郝勇勇《论法国大革命前后英国的对法政策》
材料二 1789—1794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作为一场人民群众向封建制度发起挑战的革命性运动，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堪称典范。从源头上看，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中对传统君主制的抗争，逐渐发展起具有法国特色的民族主义理论。资产阶级带着反封建、推翻国王统治的使命，领导着革命，激发了法国上下各阶层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法国群众开始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启蒙思想变成了法国革命的精神思想。法国群众都情绪高涨，为自己是法国人感到自豪，这种自豪的爱国情感使他们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与团结。旧王朝也随之终结，所有人都是自由与平等的，所有人都属于公民，所有人都有政治参与的权利。
——摘编自徐烨《法国大革命对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对法政策的转变，并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代政府都较为重视社会福利救济。中国古代的福利救济制度涉及生育、婚姻衣食、居处、生产、医疗、负葬、旅行……百姓生活的每个方面，只要确有困难均可由国家提供救助。中国古代的福利救济过分注重对社会上显而易见的鳏寡孤独残疾等典型的弱势成员的象征性救助，而不注重平常对社会上潜在的人数众多的一般贫困百姓的救助和铺导。
通过对老人的定期或不定期赏赐、供给，表现国家或君主“敬老爱老”的道德政治形象。国家并没有视弱势群体的福利和救济问题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在解决扶贫助困问题时，没有采取整体解决社会问题的构思。唐代起初为佛教寺庙主持的“悲田养病坊”，后被国家“置使专知”并提供经费，变成官办的“养病坊”；宋代起初本白寺僧主持的帮助赤贫者安葬的事业，官府插手后变成“漏泽园”，置专官管理。
——摘编自范忠信《中国古代福利救济制度及其精神》
材料二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目标来看，英国济贫法是为防止流民动乱破坏稳定的政治统治；德国社会保险法是为防止工人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美国社会保障法是为解决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的保障机制，在其价值理念选择上应该将人视为制度设计的中心，尤其现代公民更加关注个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只关注生存安全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难以适应发展需要，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理念需要重新定位。在“泛政治化”现象的影响下，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必然会服务于政治需要，成为党派追逐政治目标的工具。设计者把社会保障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从而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背离了人民的基本需求。效率、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者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西方多数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更多的是倾向于效率多一些。
——摘编自卢成会、吴丽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演变及局限性审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福利救济制度的突出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局限性。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福利救济制度和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