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康熙时期，清政府在西藏设置了三位噶伦（藏语：宰相），辅佐达赖管理西藏行政事务。雍正时期，政府派遣内阁学士僧格等“差往达赖处”，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乾隆时期，政府不仅在皇宫建立藏传佛教寺院，还设立喇嘛印务处，主掌喇嘛事务公文。清政府的这些举措（       ）

A．有效消除了西藏的割据势力	B．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C．标志中央对西藏管辖的开始	D．推动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波峰、波谷反映一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的最大值、最小值，一般为正值、负值。落差是一个周期内波峰与波谷的差值，反映一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的幅度，通过综合比较不同时间段内经济周期的波峰、波谷、落差可以明显看出经济波动的剧烈与平缓状况。总的来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比以前更加温和，有的学者称之为“被烫过了的曲线”（如图3）。

1886- -2002 年美国GDP增长率波动

——摘编自【英】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等

材料二   1928—1937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年递增16%；1917—1940年，国民收入增长了814%，年均增长率高达9.6%，而同期美国GNP只增长了68%，年均增长率只为2.3%。1981—198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投资额、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2%、3.6%、1.0%、3.7%、2.7%，1986—1990年分别为1.8%、2.6%、0.5%、0.3%、2.0%，1990年分别为-4%、-1.2%、-2.3%、-19%、-3%。

——摘编自杨荣、季正矩《经济建设的成败与苏联的兴衰》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促使1917—1940年苏美两国经济均出现增长的相似因素，并对二战以来美国经济周期波动为“被烫过了的曲线”进行解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81—1990年苏联经济发展的态势及其原因。

3 . “物勒工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手工业管理制度，器物的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方便监管和溯源，如至今依然雄伟坚固的南京明城墙，每块城墙砖都有勒名，其中“黄州府蕲水县”铭文城砖，刻录了十一级烧砖责任人。该制度有利于(     )

A．优化工艺流程	B．提升工匠地位
C．保证产品质量	D．推动技术传承

4 . 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城邦推行的改革不仅要求规范重量单位和度量单位，还奖励学习手工业技术的公民，并鼓励有技术的外邦人移居雅典，授予他们雅典的公民权。这些改革举措有利于（     ）

A．消除贵族世袭特权	B．促进经济的封建化
C．实现全体人民参政	D．夯实民主政治根基

5 . “IMF份额”决定了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项决定中的投票权。2010年12月IMF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第十四次份额改革，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从9.8%提高到14.3%，中国的份额上升至6.39%，成为第三大会员国。这反映出（       ）

A．欧美丧失国际金融主导地位	B．全球治理民主化趋势加强
C．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亟待改革	D．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瓦解

6 . 中国人民邮政为纪念某一事件发行了一组邮票。 与该事件最相关的诗句是（     ）

A．“北伐西征荆满路”	B．“致远鼓楫冲重围”
C．“人间遍种自由花”	D．“似火青春救国忙”

7 .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产生的，与氏族组织有着根本区别。国家按地区来划分国民，区别于原始社会以血缘划分的组织结构，国家设立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但是，中国古代，直至商代和周代，其氏族、宗族、家族等血缘组织和结构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还处于血缘和地缘相混合的状态。这说明中国商周时期（     ）

A．具备国家的初始形态	B．氏族制度仍长期延续
C．政治制度有部族色彩	D．政权与族权逐步分离

8 .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颁布了一系列诏令：“诏禁士民胡服”“断诸北语，一从正音”“葬河南，不得还北”“改姓氏，定诸州士族”“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这些诏令（     ）

A．强化了汉族门阀士族制度	B．表明社会生活以汉族风俗习惯为主
C．复兴了汉族传统礼乐制度	D．以法律形式肯定了民族交融的成果

9 .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法国参议员密特朗，密特朗说：“法国离中国很远，那并不重要，但有一堵墙把两国隔开了。”毛泽东听后回答道：“墙并不高，有各种各样的墙，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除的。”此后中法建交工作正式提上日程。据此可知，这一时期中法关系的发展（     ）

A．实现了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	B．体现了外交方针的务实性
C．打破了当时中国外交孤立局面	D．执行了“另起炉灶”的方针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政治”概念的演进”

时间	概念内涵及使用情况
19世纪80年代以前	“政”属“政事、行政”范畴，多为“防民以正”之意，“治”属“治理、管理”范畴，甚少连用，多引申为治理国家所施行的措施。
19世纪80年代	“政”“治”两字开始连用王韬《达民情》:“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驳骏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
维新变法时期	“政治”使用开始广泛化，书籍分设“政治门”,囊括家国政治学、政体书、议院书等。 《时务报》每期开设译报专栏，翻译日本《政党论》等文中关于“政治为何物”论断，指出专制体制下的愚民政策，"不复使知政治为何物",文明社会是国民“通晓治体”、“参与大政”,于是才有政党、才有立宪政治。
20世纪初期	“政治”上升为关键词，对“政治""国家”“政府”“国体”等概念辨析“政治之目的一曰为国家本身谋利益，二曰为构成国家之个人谋利益”“政治者，一国办事之总机关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政治”概念演进的认识。（要求：观点明确，持理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